“蟻族”是2009年度的熱詞，源于北京大學博士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廉思一項社會調查。調查顯示，高校云集的大中城市存在大量“蟻族”，即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他們與螞蟻有著許多相似的特點：高智、弱小、群居。

烏魯木齊，作為自治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國內蟻族聚集的城市之一。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卻從事著推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的工作；他們擁有知識和理想，卻只能在現實中徘徊迷惘；他們有著龐大的規模，卻只能“蝸居”在母校四周三五站距離的民宅里。種種原因致使他們選擇在都市里漂泊，在漂泊中奮斗，又在奮斗中迷茫……

1月11日22時許，在烏市江蘇東路24小時營業的“每日每夜”超市，新疆財經大學應屆畢業生曹靜終于結束了當天的工作，給下一班人把賬交清后，她背起挎包去500米外的公交車站坐車回“家”。路上行人寂寥，昏黃的路燈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

所謂的“家”是曹靜和朋友在云頂名筑小區合租的一套三居室，屋里共住了4個人，基本生活設施完備，“有床、電視，還能洗澡。”月租800元，跟曹靜一個月掙得工資差不了多少。因為“在外面吃飯太貴了”，他們自己添置了鍋碗瓢盆。家，至此已經具備生活的氣息，可臨時家庭的成員仍然認為，這個家的主要功用就是結束一天工作后用來睡覺的地方。

來自一個農場的曹靜學的是旅游管理專業，本科畢業生。目前，她在超市里做一些基礎工作，根據需要，每天的工作內容不盡相同，可能被安排去理貨，也可能做收銀。由于是全天營業，要上三班，曹靜每月輪13個晚上的班，“白班是正常班，中班是晚上10點下班，夜班捱過凌晨4點最瞌睡的時間段就好了。”曹靜說，她已經適應了這樣的作息時間，也習慣了走夜路。

對于曹靜要經常走夜路，她的男友邢永剛既擔心又無奈，他在鐵路局一家大型商場做消防員，商場和曹靜所在超市距離不過兩站路。但因為他也上三班，班次卻很難跟曹靜排在一起，“她下中班時，我可能剛好開始上夜班，所以沒辦法接送。”

剛剛過完22歲生日的邢永剛說，因為工資都不高，兩人過得很節儉。“她從不化妝；我也很少跟朋友出去聚餐或K歌什么的。都是年輕人，誰不愛美，誰不愛玩，可是我們的收入只能保證自己在這個城市里的日常開支，其他的真的消費不起。”

對未來，曹靜和邢永剛沒有太多的憧憬，“在目前工作穩定的前提下，計劃著花每個月也許能存三五百塊錢，可憑這個在這里買房想都不敢想。先這么過著，要是一兩年內還是這種狀況，我打算帶她回我家博樂去發展。”邢永剛說。

像曹靜和邢永剛一樣， 許多“蟻族”來自農村和小城鎮，他們認為，大城市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和發展空間，因此都留在城市工作。統計數據表明，普通高校畢業生在烏市就業人數占區內就業人數的52.82%，而在南疆四地州就業的僅13.78%。因此，高校云集的烏市不可避免地出現大學畢業生滯留現象，但蟻族在首府的數量目前尚無法統計。

通過走訪，記者發現，首府蟻族多集中在畢業院校四周三五站距離的民宅里。比如，新疆財經大學畢業生多聚集在農機廠、軸承廠等地段；新醫大、師大、新疆職業大學畢業生多聚集在西八家戶、二毛、王家梁等地。

畢業于新疆職業大學廣告策劃專業的安軍（應本人要求化名）暫住二毛，在一家房產公司里做經紀人，賣二手房。從2009年10月至今，他沒能賣出一套房子，因此每月的收入就是公司發的500元底薪。事實上，這筆收入抵不上他1個月支出的三分一。“房租150，吃穿用度500，人情往來300，交通費200，手機電話費300……也就是說，我每天至少要進賬80！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安軍說。

這些數字逼得安軍一天都不敢懈怠，他每天10點半上班，發單子、做求購或帶客戶看房，因體力消耗大，他每天的午飯基本上都是拌面。

因為剛入行，安軍常遇到一些尷尬場景：他帶客戶去看房，其他公司經驗老道的經紀人敢當面“撬人”；他發掘并盯了很久的房源，很可能被認識的前輩賣掉卻不給他返還一分錢的信息費；同一套房子，被其他經紀人所帶的出價更高的客戶買走，安軍就免不了被自己的客戶埋冤，而他還要對客戶好言相勸……安軍說，這些權當是學習的代價。

奔波一天后，安軍并不熱切地期待回自己的小窩。因為“那套兩居室的房子包括我在內住了5個大小伙子，亂糟糟的。找機會再問家里多要點錢，改善一下住處吧。”安軍承認自己是個“啃老族”，幾個月來收支間的巨大差距一直由家里人出錢彌補，但他不覺得慚愧——家里人挺支持他從事現在的職業。

基于這一點，安軍始終保持挺樂觀：“我覺得做房產經紀人很有挑戰性，它不但要求人在短時間內變得機敏、耐心、熱情和善辯，還需要不斷學習各方面的知識。能做好這個行業，相信做其他工作也都不是難事了。”

如果說，安軍的信念是堅持必勝，自主創業的沙援浩則正為“堅持”還是“放棄”受著折磨。畢業于新疆輕工職業學院的沙援浩和同學合住在新民路一套三居室里，作為“家”里惟一的男性，他的臥室是陽臺上用布簾隔開的一小塊地方。屋子在一樓，光線很暗，沙援浩大部分時間都在這屋子里度過。因為除了“蟻族”的標簽外，沙援浩還是在家工作的人。

早在2007年，他就開始了自主創業：制作一些個性小禮品，比如隨水溫變色的杯子、印有個人照片的鑰匙鏈等。主要客戶是在校學生，現在因學校放假，沙援浩的生意日漸冷淡。再加上住處擁擠，沙援浩已將幾臺機器拆卸裝箱放在了陽臺上，“我不想輕易放棄，但要生存我必須有收入。”在這個行業干了近3年，上學時兩年多，畢業后半年，沙援浩最大的愿望是能租得起一間小門面，這樣“局面也就打開了。”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曾有幾家單位向沙援浩訂貨，但前提是“具體事宜”要到沙援浩的店里談，同時還要求看經營許可證。但這些沙援浩都沒有。

“那些機器當初花了5萬多塊錢，都是媽媽支持的。所以，不管多想擁有一個店面，我都不好意思再跟家里要錢了。”說話時，沙援浩不停地抽著煙，并時常將頭深深地埋下去。

沒有生意時，沙援浩的活動地點只有三處：華凌市場、紅旗路電腦城和便宜的小餐館。到前兩處，他是為了發現商機，以便另謀出路；到后一處，他常年要的都是清湯牛肉面。沙援浩說，每一天都覺得很難，總懷疑自己是不是一開始就選錯了路。

與沙援浩合租的3名女生都在企業里打工，收入和工作業績掛鉤，壓力也很大，她們每天回去都會說起工作中的苦或樂。沙援浩很羨慕她們：“她們不用操太多的心，干得不開心可以跳槽。可我連改行都這么難，真不知道今后怎么辦？”

記者臨告別時，沙援浩掀起了客廳窗簾的一角，客廳里頓時亮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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