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改革邁入深水區的今天，國內第一批恢復辦學的管理學科也走到了新的歷史起點。

這個秋天，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慶祝了創立30周年。老師們為系列紀念活動作了一個頗有深意的概括：“三十而立，見證中國。”從1984年教育部批準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天津大學恢復設立改革開放后的首批4家管理、經濟學院算起，國內的管理學科已經“三十而立”。

30周年紀念活動中，天津大學邀來一些具有聲望的國內外同行，研討“商學院的使命與社會擔當”。畢業于天大的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李榮融感慨，1984年是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年，而商學院是伴隨著這場改革一起成長的。

中國管理科學學會9月下旬發布的《管理藍皮書：中國管理發展報告(2014)》指出，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恢復辦學至今，中國的管理學日趨成熟，難以找到另一個學科有如此迅速的發展。

商學院中，最廣為人知的教育項目是工商管理碩士(MBA)，這是國內批準設立的第一個專業碩士學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在該院30周年慶祝活動上這樣概括：中國的MBA和EMBA教育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產物，也是與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發展聯系最緊密、受益最直接的研究生教育項目。在英國《金融時報》EMBA排行榜上，2013年全球前10名中就有3個是中國大陸的項目，這種國際認可的程度，在國內高等教育的各學科、各項目中都極為突出。

過去30年里，管理學無疑是廣受歡迎的顯學。9月16日，在歐美同學會年會上，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施一公論及創新人才培養時曾感慨，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這位生物學家最想培養的學生都表示想去金融公司。

據86歲的天津大學教授印邦炎回憶，管理專業改革開放后首次招生就是“熱門”專業。當年天大招收第一屆管理學本科生時面臨很多困難，唯有生源并不犯愁，招生數超出了計劃數。

不過，在天大“商學院的使命與社會擔當”論壇上，談論更多的是反思與困惑。

81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管理科學部原主任郭重慶在天津大學說，這30年在歷史長河中微不足道，對中國來說則非同小可。很難用一個詞匯來概括大家取得的成就，這是一個“烈火中重生”的過程。但是今天，在新技術沖擊、中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中國的管理學教育能夠適應嗎？

郭重慶問他的同行：“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的時候，我們準備好了沒有？”他近來強調的一個觀點是，“互聯網將重新定義管理”。

他說，大數據是接近對人類真實世界的表述，而過去管理學的那些模型缺乏實證。新的技術革命將開啟管理科學研究的新的范式，管理學界應該抓住這個時機。但是目前管理學的同行評議體系，日益形成了一個論文導向的學術價值偏好，沉溺于模型但又缺乏數據支持，偏離實踐、實證和實驗，結果缺乏驗證，造成“工具理性猖獗、價值理性迷失”的自娛自樂的困境。

在他看來，評價體系“把我們逼到了不能再逼的程度”。”

清華經管學院原院長趙純均也指出，中國的管理學教育目前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脫離實際的傾向，這和追求“研究型管理學院”很有關系。他對此并不贊成。

他說，很多大學確定了研究型大學的建設目標，與之相適應，管理學院也要建成“研究型管理學院”，但世界上哪個商學院是“研究型的”？他作為富布萊特學者曾在美國研究一年，找不到所謂的“研究型商學院”。麻省理工學院的斯隆管理學院有幾分像“研究型商學院”，而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也不好簡單地用這個詞來概括。

趙純均說，十多年前，對于北美的商學院脫離實際的傾向，在學術界和實務界都有強烈批評和相當長時間的討論。耶魯、斯坦福等校商學院都進行了步子比較大的改革。如果不關注這個動向，恐怕就不知道我們的問題在哪里。管理學院在中國要站得住腳，必須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培養的人也必須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其中培養人是第一位的。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原院長王方華說，人們常說“三十而立”，但就像年輕人而立之年買房、結婚、職業發展都遇到困惑一樣，中國的商學院也有“三十而立”的困惑。

據王方華介紹，他們最近在52所國內稱得上最好的學校中做了一項調查，問大家將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社會服務的精力怎么分配，結論是老師們大約75%的精力放在了科學研究，要評職稱、寫論文，不做研究就沒辦法生存。20%用在人才培養，5%用到了社會服務。“這樣，我們大學叫研究院得了。”

說到教師評價體系，趙純均指出，每個學校、每個學院的領導們都應捫心自問，自己是怎么樣去管理教師的。“說一句難聽一點的話，就是像人民公社時代的生產隊一樣搞。”領導們喜歡把許多考核指標加權平均以后，與教師的收入聯系起來，完成多少就給多少錢，“你說教師的行為能夠像一個知識分子的行為嗎？這個東西已經搞了十幾年了，最初是少數學校。我觀察了這個現象，我覺得人力資源專家真應該研究一下，不然這支隊伍真的毀掉了。”

王方華的另一個困惑是，各校提出要辦成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商學院，引進了大量的海歸學者，但是有的學校不再接受具有中國博士學位的人任教。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是，很多三流大學學生經過艱苦努力考上了一流大學，最好的出路是到二流大學去任教。

趙純均擔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期間曾做過一件轟動的事情。2002年，清華經管學院一次引進了28個當時很轟動的“百萬年薪教授”。但他看不慣現在有的學校為了爭一流，定下的“只要洋博士，不要土鱉”的規矩。他稱之為“洋教條”。

南京大學（招生辦）商學院名譽院長趙曙明感慨，現在很多事情都是跟風，一流大學也好，一些較小的學校也好，考核老師都要求在一流刊物發表論文，招聘老師一定要本科出身于“211工程”、“985工程”高校，實際上是對人才的一種歧視。

曾任西安交通大學副校長的西交利物浦大學執行校長席酉民開玩笑說，自己本科畢業于陜西機械學院，按照今天這個標準，不可能進入西安交大。

席酉民認為，這是資源配置體系和評價體系所致。好的大學都陷在已有體制內不能自拔。國家通過各種項目把資源分到學校，而校長天天要去算數。他建議從立法上而不只是從各校制定的大學章程上對辦學進行規范和保障。在資源配置上，杜絕“跑部錢進”現象。

他同時認為，很多校長、書記經常以體制為由，給自己不作為找借口。在現有制度下，他們還是有權力能做很多事情的。

天津大學校長李家俊也認為，一個學校能不能真正辦好，學校自己還是能夠做很多事情的。天大目前就在幾個學科做試點，希望創造一個自由度較高、自主權較大的相對寬松的環境，做校內能夠做的事情。他開玩笑說：“這里面也有院長的事情，不要老說校長。”

聽起來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天大“商學院的使命與社會擔當”論壇上，這些嘉賓們談論的多數話題都與商學院無關，而是直接指向了大學：行政化、資源分配、師資的聘任與考核……大學遇到的這些困惑，正處于而立之年的商學院一個也沒落下。

王方華說，國家在改革發展，現在只去埋怨于事無補。在資源配置中，商學院有自己的特點，特別是有自己的辦學收入，上級投入的部分只占小部分，因此商學院有力量做很多事情。“商學院應該在大學改革中間走在前面……我們的改革要為大學的改革提供經驗。”

“我覺得，中國的管理科學教育已經進入了踢足球的下半場，客觀條件完全變了，你不去變的話就不可能肩負起使命與擔當—我總覺得我們準備不夠。”郭重慶院士一再指出。

錢穎一指出，目前中國對外投資達到每年700億美元、累計5000億美元的規模。這些對管理教育的全球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們的管理教育不僅要在本土與全球商學院競爭，還要培養出能夠走向世界的管理者和企業家。他說：“我們有高質量的學生，我們處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大環境，我們要抓住機遇大力度地推動改革，敢于做試驗田，敢于走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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