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國科技大學的一組數據印證著這樣一句話：“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在中國科大數學學院畢業生中，成績前10%的學生有一半由外專業轉來，而該院轉入的學生只占總數的15%～20%。物理學院的轉專業學生不足五分之一，卻占到了前5%學生的近四成。2013年，該校本科生最高獎學金“郭沫若獎學金”的33位獲獎者中，有9位經歷過轉專業。
中國科大教務處副處長李蓓說，這些數字表明，尊重學生志趣，把選擇的權利交給學生，符合人才成長規律，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她在近日于南開大學舉辦的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大學素質教育研究會2013年年會上介紹了中國科大過去10年的專業選擇改革經驗，隨即被一些同行圍了起來。
悖論：想轉的沒資格，有資格的不想轉
對于大多數中國學生來說，讀大學、選專業仍是高考“一考定終身”。轉專業面臨重重壁壘。據大學素質教育研究會秘書長、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研究員龐海芍介紹，在1952年之前，我國大學生選擇專業還比較靈活，1952年我國借鑒蘇聯模式進行高校院系調整，專業限定變死。20世紀90年代，高校開始了轉專業探索，但迄今沒能形成如歐美國家高校那樣普遍的制度。
龐海芍說，當今中國大學生專業選擇存在三種主要途徑：一是填報高考志愿時選擇專業，入學后絕大多數學生沒有機會轉換;二是入學后獲得轉專業機會，但學校通過成績、考試、收費等手段來嚴格調控;三是少數高校探索按照大類招生，讓學生入學一到兩年后再選專業。總體而言，我國高校在專業選擇上以前是封閉狀態，現在處于半開放、向開放發展的階段。一些改革走得較早的高校，正處在“十字路口”，改革面臨很大阻力。她調研過的一些學校，改革之后又“退了回去”。
阻力主要在于內部。曾任北京大學阻力重重常務副校長的著名教育學者王義遒對中國青年報記者指出，從教育部層面來看，轉專業并無政策障礙，主要還是校內各院系之間的問題。
200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學生可以按學校的規定申請轉專業。學生轉專業由所在學校批準。”
中國農業大學教務處處長林萬龍指出，我國高校普遍規定，只有在原專業名列前茅—比如前5%或10%的學生才具有轉專業資格，而這些學生往往對所讀專業懷有興趣和特長，恰恰是那些成績不好的學生對專業沒有信心和興趣而希望轉出，這是一個悖論。農大的改革，正是基于“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希望真正以人為本，讓每個學生都能學其所愛，學其所長。
林萬龍說，目前的高考錄取機制以學校為投檔單位，專業安排上有很大的隨機性。中國農業大學2011年推行轉專業改革，此前的2010級學生，能進入自己第一志愿專業的只占49.44%。
改革第一年，中國農大493人次提出轉專業申請，307名同學成功轉入新專業。307人中，近50人的學習成績在原專業排名后20%，10多人曾考試不及格。
阻力：“親生兒子歸別人養”?
當林萬龍在南開大學談起農大“無門檻”轉專業改革，立即有同行向他提出了一個實際的問題：學生從冷門專業轉向熱門專業，冷門專業的教師工作量會不會受影響?
中國農大規定，除了通過特殊招生、定向招生錄取的學生，凡是有意向的一二年級學生都可提交申請，所在院系不得干涉。學生每學期有一次申請機會，轉一次不滿意還可再轉。接受學院只要有容納能力，也無權拒絕。結果，冷門的畜牧專業，轉出率接近40%，有11個專業的凈轉出學生超過了10%。
林萬龍解釋說，學生轉出后，冷門專業由大班授課改為小班教學，因此對教師課時的影響不大。教師們最擔心的是學生全部轉走，不過迄今還沒出現這種情況。
改革之后，農大校長柯炳生多次與師生座談，他坦言，可能對一些專業造成沖擊，是學校起初的最大顧慮。
林萬龍舉例說，撥給各學院的教學經費，一個計算指標就是學生數量，學生數的變化必然會造成影響。當然，這種沖擊兼有利弊，會刺激冷門專業想方設法加強自身建設，把學生留住。
浙江大學本科生院教務處副處長謝桂紅介紹，浙大2007年起實行專業大類招生，新生按照人文、理學等門類考入學校，入校一年后再選專業。結果2008年，哲學專業只有3人報名，而3個熱門專業的報名者卻超過了名額的一倍。第二年，哲學專業報名者又回升到七八人—人少也有優勢，哲學教師多于學生，每個學生可獲得的資源也多。首批3名學生中有兩個出國深造，一個留在本校，就業壓力不大。
不過，謝桂紅指出，由于學生入校后很長時間不分專業，很多院系負責人抱怨學生缺少對專業的感情，就像“親兒子歸別人養”。
與浙大本科生院類似，北京理工大學于2008年設立基礎教育學院，負責管理一二年級學生。該院本有4個學部，后來頂不住院系的壓力，撤了一個。原因在于，運行幾年之后，很多學院都抱怨這些學生不是自己“親生的”，非往回要，其中一個學部的學生就這樣被“要”回了。
關于轉專業改革，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陳初升這樣形容：“學院不能把學生當作私有財產。”
究其原因，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高職教育研究所的樊明成博士指出：“我國高校尚未形成與市場經濟和高等教育大眾化相適應的專業選擇機制。”
他認為，我國高教體制“計劃色彩”濃厚，招生、培養和管理制度均以專業為中心，資源按專業劃撥，教師、教室、實驗設備、圖書資料等按專業配置，在這種情況下，改革是“牽一發而動全身”。
龐海芍將改革的阻力歸結為“路徑依賴、體制慣性和利益沖突”。她指出，專業選擇牽涉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需要在教育理念、課程安排、教學管理、學生管理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矛盾沖突不可避免。為了方便管理，高校往往喜歡“一考定終身”的專業選擇模式。
改革：牽一發動全身
中國農業大學的經驗表明，轉專業放開后，也并未給學校造成混亂。3年來，大多數專業的申請轉入量少于其最大接收數量。據林萬龍介紹，學校根據每年各專業的容納量和已錄取學生數量，確定出最大接收數量。只有金融、食品、生物這3個最熱專業的報名人數超過了接收人數，其他專業都能滿足申請者的需要，這3個專業需要組織面試，根據能力及條件對申請者進行篩選淘汰，其他專業則不需要。
農大還鼓勵各學院對那些轉入人數較多的專業在高考招生時預留部分計劃，專門用于接收轉專業學生。金融專業應招生100人左右，高考時只會投放約60人的規模，其他名額留給轉專業學生。
該校2010級學生侯瑞文是改革的受益者。他自小喜歡農業，高考時填報了3所高校的植物生產類專業，雖然進入中國農業大學，但被調劑到了毫無興趣的土建類專業。經過轉專業，他表示過得“非常愉快”。
最近5年來，中國科技大學的轉專業名額也一直“供過于求”。該校2008級學生總數為1710人，各院系可接受的轉專業名額為387個，申請者為182人，152人轉成。2009級學生1846人，可接受383人，申請者147人，134人轉成。2010級學生1802人，可接受468人，申請者235人，205人轉成。2011級學生1814人，可接受590人，申請者192人，164人轉成。2012級1809人，可接受560人，申請者215人，192人轉成。
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元培學院副院長盧曉東認為，從中國科大、農大等校可以看出，適當放開，配合以很好的管理機制，轉專業是可控的。
龐海芍也認為，限制越多，機會越少，學生們報名越是“扎堆兒”。對于冷熱門專業的現象，完全可以通過獎學金等制度進行調節。
但樊明成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目前這些高校的嘗試仍是在現有框架下小范圍的修修補補，不是顛覆性的。他傾向于美國的做法：高考跟專業無關，入校以后再選專業，而且可以靈活轉換。在他看來，北大元培學院迄今為止“做得比較徹底”。
盧曉東說，北大元培學院已經變成一所“住宿學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都采用住宿學院模式。學生隸屬于住宿學院而非學術性系科。學生在不同的院系選修課程，構建出具有個性的跨學科專業。
據盧曉東介紹，北大元培學院已有3個專業—“政治學、經濟學與哲學”、“外國語言與外國歷史”、“古生物”。其中古生物專業結合了地質學和生物學兩門學科，迄今只招收過4名學生，每年只招收1名，是國內唯一的“一個人的專業”。
這極易使人聯想到國外并不少見的“個人專業”。一個著名的案例是美國“謎語大王”威爾·消茨，他從小愛猜謎，在印第安納大學求學時，提交了一份謎語學學位課程計劃獲得批準，因此擁有了獨一無二的“謎語學”學位。不過，盧曉東說，我國還沒有個人專業，元培學院的古生物學只是湊巧每年只有一名學生選擇。韓國首爾大學2008年設立自由專攻學部，很多學生確定了“個人專業”，如“衰老研究學”、“和平與統一學”、“拉丁美洲宗教學”等。我國高校也應加大力量探索。
“我們國家的專業必須按照專業指導目錄設置，但是專業方向是靈活的。”李蓓說，中科大正在做一些跨學科專業方向的構建。
浙大每學期組織各專業對學生宣講，最初教師們還不太重視，謝桂紅說，“他們覺得無所謂，只要進來的都是自己的學生”。后來教師意識到，要跟別的專業爭搶好學生，每個專業都派出最好的教授上臺宣講。
元培學院現有50名導師，每位導師每年有筆2000元的經費，用途是請學生吃飯。盧曉東說，起初教授們不愿為元培學院做導師，現在各院系把最好的師資派進來，他們的任務之一，是要把最好的學生“搶”過去。
2012年，中國科技大學成立了學生學業指導中心，職責之一是教學生如何選擇專業。“對學生來講，學會選擇專業是門功課，也是教育和成長的過程。”李蓓說，在選擇中，同學們了解學科，認識自己，規劃人生。
樊明成博士曾對國內175所高校的47170名2007級新生進行問卷調查。受訪人中，按高考填報志愿錄取的占76.6%，被調劑錄取的占23.4%，對所學專業表示“一般、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的占到50.85%。58.76%的人在選專業前并沒有多方了解。
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考生選擇專業時考慮職業前景、家庭、興趣等多方因素，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但“過程理性”卻帶來“結果非理性”，背后原因包括，我國中小學就對學生的職業生涯探索和引導不夠，而高校開放性不足，導致考生在專業選擇上信息不對稱。正如一個缺乏行為能力的孩子再怎么深思熟慮，也容易作出錯誤決定，教育部門應為他們負責。
在盧曉東看來，讓中國學生根據自己的特長和興趣選擇專業，是中國高等教育最為迫切需要改變的方面。他指出，由于大學的“惰性”、轉專業的缺失，中國很多大學生就讀于不感興趣或不擅長的專業，影響了高教系統的效率。談起提高教育質量，教育界很關注如何提升教師對教學的投入，但是少有人關注如何提升學生對學習的投入。
“轉專業不放開，高等教育質量就難以提高。這方面的責任不在于教育部，而在于每一所高校。”盧曉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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