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我國高校重點學科審批，一直都是許多高校辦學的指揮棒。隨著時間的推移，重點學科審批飽受爭議，過度受到行政干預，高校發展急功近利等批評之聲不絕于耳。今年2月《國務院關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的發布，終于為多年來的討論畫上句號。記者采訪發現，自重點學科審批取消之后，一些高校仍然在觀望，也有一些學校不為所動，按照既定思路運轉。(4月2日《人民日報》)

應該肯定，取消重點學科審批，確是高校改革的一個進步。但多年來，重點學科審批已自成體系，其制度慣性很難隨著一紙通知的下發而隨之煙消云散。短時期內，失去指揮棒的辦學者們，滋生無所適從感，依賴“既定思路”的辦學，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也就不足為奇。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從依賴“既定思路”辦學者中，還應嗅出既得利益阻礙的味道。畢竟，作為一項運轉近30年的制度，其潛在的利益尋租空間，不容小視。一些按“既定思路”辦者，受利益固化藩籬的影響可能遠甚于觀念性障礙的制約。這也就意味著，具體在執行層面，需要改革者做出更多的努力，以祛除重點學科審批制的烙印。

更重要的是，高校自身也需努力適應重點學科審批取消后的環境，直面“娜拉出走后”式的疑問。從理論上而言，剝離了行政色彩的學科建設，擁有了更多的自主權。可以更好地按照學術化的方向進行建設。但這同時，也就要求高校的內在運營體系，能夠形成一套有效的監督與評價機制，保證學科建設不因自主權的擴大，而滋生新的利益尋租空間。

在舊機制結束后，新機制尚未形成時，這中間的監管真空，很容易被有心人乘機而入。比如當初搞擴大自主招生權，原本是旨在賦予高校辦學者更多的自主權，提升辦學質量。但隨后出現的一些事情，卻讓人啼笑皆非。中國人民大學，區區一個招生處處長竟把象牙塔的招生搞得烏煙瘴氣。這說明，對高校改革而言，擴大多少權力并不是關鍵。關鍵是，如何從機制建設上，鏟除行政化的根源，劃分好高校管理者的權責界限，把具體的辦學權力納入程序的軌道，接受高校師生以及社會公眾的監督。

這也就意味著，在相關改革中，改革者除拿出勇氣，積極下放權力，大膽推動高校去行政化外，還需理清自己的角色，注重回歸監管者的角色，做好監管工作。而不是當甩手掌柜，權力下放了，監管責任也甩給了高校。唯有高校的責任歸高校，政府的責任歸政府。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各自根據權力清單辦事，類似取消重點學科審批的善舉，才可能為自主辦學打開一扇美麗之門，迎來“叫好又叫座”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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