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調查：教師最需要的“禮物”是理解和減負
“當下老師有什么突出問題和苦惱需要引起關注？”就此進行“微調查”時，一位基層小學校長脫口而出：“給老師減負。”據了解，目前不論是中小學教師還是大學教師，都有一些“影響心態和狀態”的困惑和壓力需要引起關注。
【小學老師】
為職業榮光和提升機會少而苦惱
劉瑋兩年前從南京師范大學博士畢業后，放棄留校任教機會，去了無錫濱湖區胡埭鎮立人小學做老師。讀博前，他在連云港市灌南縣幾所村小工作了20多年。“說實話，從事鄉村教育這么多年，真有不少困惑，比如鄉村學校教師向城區流動現象嚴重等。但是，最讓我感到困惑的還是鄉村教育特色在城鎮化進程中自我迷失，同質化學校增多。”
“鄉村教育某種程度上擔負著鄉村建設的作用。”劉瑋的想法有點“學術”，但不乏理性光芒。1926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進行“無錫小學教育之新生命”實驗，教孩子們沿著馬路右邊走，沒幾天，那里的成人也開始靠右走。
劉瑋迫不及待地也想通過孩子們影響鄉村生活。學校定期開家長會，既不是成績匯報會，也不是告狀會，而是給家長上課——請他讀博時的老師、同學給家長講怎樣進行家庭教育，話題甚至延伸到家長要養成哪些文明習慣，比如如何停車。3個月后，再開家長會，停在校門旁的電動車，比之前整齊多了。“相對于立人小學，蘇北鄉村學校更需要這樣的實驗。”
劉瑋告訴，近年來，蘇北農村地區“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作為老師他感到有些沮喪。在灌南時，他聽聞不少中學生因為父母固執于“反正大學畢業也是打工”的想法而輟學。“這些父母的目光是短淺的。”劉瑋直言，“即使大學畢業還是打工，但你打的工和你初中畢業打的工是不一樣的，你未來的人生也不一樣。”
洪澤縣東雙溝鎮中心小學語文老師呂大宏坦言，作為一名農村小學老師，最感到苦惱的是平常很少有機會外出交流學習。從教19年的呂大宏說，現在農村生源逐年減少，這對村小老師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想留住生源，提高教學質量是必由之路。東雙溝鎮中心小學有50%~60%的學生是留守兒童。“我教六(4)班語文，36個學生中有30個寄宿生，每周除了要上15節課外，還要值兩天晚課班，沒有時間和精力自己充電。”
【中學老師】
最大的期盼是建一所“家長學校”
從事教育工作26年，其中21年當班主任，高三班主任也做了近10年。連云港市板浦中學教師馬青美感言，教師這份職業干得越久越有感情，但也有困惑。
馬青美所在的板浦中學是省四星級中學，坐落于連云港市郊區，一半生源來自農村。“升學情況一年不如一年。”馬青美說， 2000年前后，該校本科升學率達到50%，近兩年，每年畢業生都有五、六百人，但文化生本科達線僅有幾十人。生源人數減少是一個重要原因，學習成績好、經濟條件好的學生，都努力擠到市里最好的高中讀書去了。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家長態度消極。在馬青美看來，培養一個孩子，除了需要老師盡心盡力教以外，也很需要家長配合。但郊區中學及許多鄉鎮中學，這方面很欠缺。“家里條件好的，覺得孩子認不認真學無所謂。”馬青美教過的一個學生，其家長從來不開家長會，說是“高考隨便考考，我已經幫她找好學校了”。還有家長滿足于“小孩只要考上一個大專就可以了，工作有親戚幫助安排”。
鄉鎮中學大多數是留守學生，家庭教育基本上都是缺位的。“學生有事情，需要和家長溝通時，面對的多是七八十歲的爺爺奶奶，而父母在外地打工根本來不了，讓老師感到很無奈。”
家長不配合或者無力配合學校教育，讓馬青美一度對自己的職業很困惑：“沒有家長對孩子心理健康、健全性格等方面教育的配合，老師真的很累。”
在南京一所重點高中從教近20年的李老師，說起職業困惑脫口而出：“不管是高考改革還是其他跟教育相關的改革，都希望有關部門能多聽聽基層一線教師的心聲。”李老師以新近公布的全國高考改革方案為例說，學生高一忙英語，高二忙6門學科，高三忙語文和數學，原來的教學節奏都被打亂了，接下來的課程該怎么安排？“這也是我今年教師節的最大困惑。”
家長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期望值過高，也讓李老師感到苦惱。“有些家長的教育觀念太狹隘，只關心孩子成績，根本不考慮孩子個性發展，孩子在不知不覺中被誤導，在學校很難糾正過來。所以，教師節我最大的期盼就是希望建立一所家長學校！”
【大學老師】
“為發論文而發論文，我還能堅持多久”
“教師節對我根本就不算節了。”南京理工大學年輕教師周星(化名)有點無奈，這個暑假他都沒有回家，一邊做項目，一邊帶領學生參加省里的挑戰賽。
“忙得喘不過氣”是小周的生活常態。“這學期我的課少一些，上學期我的課很多，而且幾乎都在周末，一上就是3個小時，每天晚上備課常常要到七八點。“教材上多是20多年前的內容，我常常留在圖書館參閱資料，為的是多讓學生接觸一些前沿知識。”小周的努力也沒有白費，結課的時候學生都喊課沒上夠，讓小周美了好幾天。
除了備課，帶學生科研訓練，回答學生各種疑問，應付領導布置的一些調查，小周的時間表永遠是滿滿的。“苦一點我真的是無所謂，但壓力大的時候，我總覺得教書認真的我實在算‘不務正業’，因為這跟我成為領導眼中的好教師毫無關系。”小周告訴，南京高校有個很普遍的政策，叫做非升即走。“如果在任期6年內，我們評不上副教授，就必須‘走人’，評上副教授的要求是，每年至少要發一篇SCI論文，還要申請一個國家級項目或者100萬以上的項目。”
“對待高校老師的考核難道只有SCI論文篇數，科研項目的層次和經費數？”小周很有些不解。去年壓力最大的時候，他曾經反復感冒、發燒很多次。“到現在為止，我對待學生認真負責，認真備課，有一天我是不是也會對教學敷衍了事，讓研究生為自己打工，作自己升職的工具，為發論文而發論文，我到底還能堅持多久？”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副教授王智(化名)整個中秋節都沒閑著，“手頭壓著好幾個課題，從教育部、國家社科到省里的項目，有兩個都到了結題時間，真是不能松懈下來。”更令王智焦慮的是，由于院領導接了一個百萬項目，要求他參與并寫出一部厚厚的書來。“其實領導申請的這個課題跟我研究領域并不相關，我要投入非常大的精力，我兩頭作戰，真是非常頭疼。”王智坦言，自己的生活重心，不知道從何時已經圍繞著課題和項目團團轉了。“教師節，我最需要的禮物也許就是理解和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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