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外合作辦學規模的擴大，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在國內就能享受到國外的優質教育資源，也吸引了國外留學生來中國留學。

孫潔委員的困惑

“學院在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上投入特別大，幾乎是賠錢引進國外教育資源，但是我一直有一個困惑，我們引進國外資源到底是為了什么？”日前，全國政協委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孫潔告訴記者，保險學院與英國肯特大學于2009年達成并實施“精算與風險管理”專業本科“2＋2”國際合作培養項目，經選拔優秀的精算專業本科生可通過國內二年加英國二年的國際化合作培養模式，最終獲得兩校頒發的雙學士學位；2010年和2011年，學院進一步與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合作“2＋2”雙學士項目、與美國天普大學合作開展“3＋2”本碩連讀雙學位等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這些國際合作項目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因為“直通車”式合作培養可以直接享受國外教育資源，但因為并沒有對學生增加收費，學院負擔陡增，“光教材、師資兩項學院投入就不菲，學生出國的機會增多了，但出國后回來的學生很少，即使回來，他們對母校的認同和歸屬感也不強。現在大家都在開展合作辦學，我們花這么大資金、精力是否值得？”孫潔困惑地說。

記者發現，國內類似于該學院的中外合作辦學班不計其數，幾乎每一所名校背后都會依附一個或多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最近幾年高校很熱衷于開展中外合作辦學，除引進優質教育資源，也不排除有其他動機，比如我們當初就是為了吸引優質生源，開展項目的這幾年，報考學院的高分學生明顯增多，但最終卻又被國外學校掐尖走了。”在孫潔看來，開展合作辦學有點“吃力不討好”，這樣的合作終將不可持續。除此之外，孫潔還有另外一個憂慮，學院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至今未拿到教育部審批，雖然已經在學校層面備案，但依然有種“潛水”運作的感覺。

據教育部負責人介紹，經過教育部門審批過的本科層次以上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在教育部涉外監管網上都可查到，但高校沒有實質性引進外國教育資源，僅以互認學分的方式與外國教育機構開展的學生交流活動，不納入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加以管理。

這幾年，保險學院也在積極爭取教育部審批，讓合作辦學“名正言順”，“現在中外合作辦學‘遍地開花’，大家都感覺沒有統一的標準規范，到底什么樣的合作模式是允許的，如何厘清不同辦學目的的項目？”孫潔表示。

中外合作辦學是否“跑偏”了

2013年，上海紐約大學作為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首次招生，吸引了眾多人的眼球，校長俞立中表示，很多人關心如何申請，怎樣運作，很少談及辦學目的、定位和可持續發展。從中不難感受到，對于學校，國外更多淘金者，國內多為隨波逐流者。

孫潔也有同樣的感觸，保持長期可持續發展是中外合作辦學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

“當初允許合作辦學的目的就是希望引進優質教育資源，但是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我們是否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是否‘跑偏’了，目前一些中外合作項目已經成為一些辦學機構謀求利益的途徑。”北京留學服務行業協會會長桑澎表示，因為教育制度以及社會價值觀的不同，國外先進的教學和管理經驗很難在中國成功復制。

“難道國外教育真的就比中國的好嗎？不見得，合作的目的不是復制，是在交流的基礎上形成更好的教育。目前一些機構簡單地把國外的教育模式‘復制’、‘粘貼’過來，這并非真正的合作辦學。”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田輝也指出目前合作辦學過程中存在的弊端。

“從近幾年開始，隨著我國國力提升，一方面，向先進國家的大學學習漸成風潮，并且學習需求在深度和廣度上也在拓展，比如，我們越來越需要深入了解西方大學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大學管理的內在邏輯，初步的學習交流已經不能解渴，在廣度或者說范圍上，幾乎各級各類高校都保有著或者努力拓展著國際交往的事務，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量大面廣已經是一個事實并且還在不斷擴展；另一方面，我們在學習西方的同時，隨著國家履行的國際義務不斷增多，高等教育的國際化中走出去的比例也在增加。”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任友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些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對我國高等教育的宏觀管理、學校內部管理(人事、財務等)、人才培養(課程設置、開課方式、學分乃至學歷學位制度)、科學研究(項目申請、經費管理、人員聘用等)、社會服務等都提出了挑戰。

任友群表示，在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方面，先進國家的大學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國要好，但我們發展也很快，中國有一部分大學已經躋身世界一流，自己的經驗同樣值得總結。“因此還是要處理好拿來和堅守的關系。”

既用好制度，也用好市場

“目前我國教育對外開放形勢的特點是‘快馬加鞭’，但管理水平依然滯后，造成我們現在中外合作辦學的教育現狀處于非常尷尬的地位。”中國教育戰略學會副會長周滿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中外合作辦學在我國始于上世紀90年代。1995年1月，原國家教委頒布了《中外合作辦學暫行條例》，成為我國第一個有關合作辦學的全國性法規；2003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正式頒布。截至目前，關于中外合作辦學的相關政策也僅限于此。

“2003年《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和2004年《實施辦法》的出臺，對中外合作辦學起到了規范和引領的作用，但十來年間，各方面情況已發生很大變化，現行法律法規在不少方面已經不適應形勢的發展，亟須進行修訂。”孫潔表示。

據了解，我國目前對中外合作辦學實行分級審批和管理，本科以上的學歷教育機構和項目由教育部審批，專科和非學歷高等教育及以下辦學機構由省市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審批。

“我們也一直在積極申報，但一直沒有通過，到底為什么沒通過，哪些不合標準，都沒有明確的答復。”孫潔表示。

“由于合作辦學項目數量較大，審批層級過高，不僅會延滯審批速度，而且也難以保證對項目的客觀準確評價。審批時比較謹慎，審批后監管又不到位，教育主管部門對此的表現是少作為、不作為。”一位不愿具名的學者對此表示。

“中外合作辦學現在處在一個發展高峰，出現問題很正常。關鍵還是要堅持改革創新，既用好制度，也用好市場，政府、大學、學生和家長都有一個學習的過程。政府要繼續加強必要的資質管理，包括針對國內大學和國外大學，應該更加細致，比如有對國家層面的、對不同大學的、對某個學科的、對某種類型的(雙學位、聯合培養、學分互換、國外學歷學位確認、某個具體的國際證書等)，都要分類指導，探索出更有針對性的監管方式。”任友群建議。

“為了促進中外合作辦學健康發展，政府要積極轉變政府職能，一方面要完善政策法規，另一方面也要鼓勵社會組織發揮更大的作用。”桑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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