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法制晚報記者對北京市多家小學103名學生的隨機調查顯示，有近四成受訪者今天會在培訓班里過“六一”。

胡先生告訴記者，他的孩子上的是作文培訓班。盡管一直是單位的筆桿子，但頗具諷刺意義的是，他卻無法指導在北京名小讀書的兒子寫作文。每當給孩子出主意時，就會遭到兒子“批判”：“這么寫肯定得不了高分。”原因是沒有按照老師規定的套路。于是乎，胡先生索性“斥巨資”給孩子報了校外作文培訓班。“這很靈，學習到應對考試的套路，現在孩子作文開始得高分了。”

對于從事幾十年文字工作的瞿先生來說，指導女兒寫作也是難題。女兒按照老師布置的作業，養了一條小金魚，寫周記記錄其生長過程。但一周后，金魚死了。瞿先生就讓女兒如實記錄養魚失敗的經歷。熟料，老師將周記打回重寫。“失敗也是一種體悟，非要把死魚‘寫’活嗎?”瞿先生非常困惑。

寫作，對于童年究竟是放飛想象力的翅膀?還是束縛思維的鐐銬?

考核功利化，老師為難;作文模式化，學生無奈

美國童書作家山姆·史沃普在紐約一所小學開設創意寫作課程，很受歡迎。在他的課上，孩子們先把身體的輪廓畫成一座小島，再寫出自己的小島故事;到中央公園各自認領一棵樹，觀察樹的變化，并給樹寫信表達自己的心愿……孩子們在課堂上不是在學寫作，而是在享受寫作帶來的快樂。

山姆來中國后，被家長和老師反復詢問的卻是如何應對考試。“因為考試往往考核的，只是能被量化的指標，想象力和創造力卻無法衡量。”

應試的緊箍咒，讓中國孩子的作文“面目可憎”。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北京高考語文閱卷領導小組副組長漆永祥教授談起自己的閱卷體驗時，可謂百感交集：首先將數百名閱卷老師集中起來，讓大家帶著愉快的心情找孩子的得分點;判著判著，發現大部分作文千人一面，不辨作者男女，寫的事情與自己沒關系;看了一兩個星期作文，閱卷老師通過閱讀學生作文能將“感動中國十大人物”等英雄事跡橫流倒背，同一模子出來的“工業化產品”，讓他們不堪忍受。因此，2012年北京高考作文，他們沒有給出一個滿分。

漆永祥曾經問過學生為什么不寫身邊的人和事。答案是：“老師說不可以寫自己。”因為老師往往會給孩子準備經典故事和素材，考試時套用，這樣操作起來比較保險。孩子寫作文還被要求賦予崇高的思想，甚至升華到國家高度。漆永祥舉了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有個小朋友在作文中寫道“我生病感冒了，對不起國家”。

除了內容和主題之外，這些作文的形式也很呆板統一。漆永祥有一次聽某個學校的優秀公開課，老師竟將作文提綱畫成一個繁復的樹狀圖，枝生芽，芽生枝，枝再生葉，層層疊疊，讓學生們按照如此結構作文。“我當時心想，這樣教寫作豈不是完了?”

“老師總要求孩子寫作文有開頭有結尾，有起因有結果，有經過有高潮。”北京密云縣十里堡中心小學校長、語文特級教師陳長泉在小學教語文已有30年。談起寫作教學現狀，他概括為“導入直白，要求冰冷，題目干硬，評價固化”。

陳長泉認為，老師年復一年地煞費苦心、苦口婆心，向孩子提出的那套條理清楚、詳略得當的作文要求，卻很容易讓孩子們產生“被需求”“被自主”“被個性”的感覺。孩子沒有產生創作的沖動，沒有自主的表達，就不會有個性，只能是脫離實際，按照既定的教材成段、成篇地套寫，思維也被束縛。

陳長泉將教師指導寫作稱為“四超”：超規律，不是情動而辭發;超目標，盡管課標一再降低寫作標準，但實際教學中超標嚴重;超階段，比如小學第一學段只要求寫話，有老師卻要求成段成篇;超生活，內容枯燥，毫無童言童趣。“學生很無奈，老師很為難。”他說，因為教學有課標做評價，老師要考查孩子，學校要考核老師。

為何“魚從冰箱里來，水從水龍頭里來”

有位記者曾經舉例，有人問小朋友，魚從哪兒來，水從哪兒來。沒想到很多孩子的回答是：“魚從冰箱里來，水從水龍頭里來。”

“現在的孩子挺可憐，已經沒有時間去觀察生活、體驗生活了。周末要上奧數班，作文只是為了考分。整天在學校、家庭與補習班之間往返，寫出來的東西怎么可能有創意?”創意文學寫作推廣者遠慕認為，現在孩子社會化教育幾近空白。

漆永祥也同樣認為，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孩子寫作文和他們自己沒關系，因為孩子沒有自己的生活。他舉例說，曾命題讓學生寫一篇名為《放學路上》的作文，結果很多人都寫不出來。“因為放學后，就被父母用轎車接走，去課外補習班，仍是下一輪的‘上學路上’，何來‘放學路上’?”

“我們的作文教育一向強調主題崇高，注重教寫作技巧，這些形式化的教法，是不是框住了孩子的思維空間?”遠慕認為，我國的寫作教育必須從目的、技能和形式等進行反思。“作文教育到底培養孩子什么?孩子為什么寫作技能匱乏?”

山姆·史沃普上寫作課就是創造一個講故事人的群體。他認為，如果一直注意培養孩子們的創造力，那他們就會把自己的感情和經驗寫出來，這樣的寫作有了個性，孩子跟語言的關系就會變得越來越親近，就會有更新鮮的素材和方法去寫其他東西，包括應試寫作。創造性寫作會不斷啟發孩子的想象力，他們長大成了商人、律師或軟件設計師，就會具有與眾不同的思考問題的能力。“鼓勵孩子們讀書和寫作，讓孩子在這些實踐中了解藝術創造的實際方法。”

“但是我們的作文教育更多地強調了知識和技能，而對孩子的社會化缺乏關照。”遠慕正在中國推廣的創意寫作，其宗旨就是還原寫作的本質。

“不能讓孩子戴著面具應試了”

經常有人問漆永祥，什么樣的高考作文能給50分以上。他的評價標準很簡單：“要寫人話、寫真心、寫真事。”

漆永祥把不寫人話的那些作文統稱為“高考體”。他多次組織各區縣中學語文老師一起座談時都特別強調，不能讓孩子戴著面具應試了。漆永祥介紹，北京高考閱卷開始“嚴打”三種作文：一是“假大空”，寫得再好也不會給高分;二是模式化、套路化的，無論什么題目都從準備好的王昭君、蘇東坡、莎士比亞、牛頓的名人故事中選一個往里套;三是“題目要求寫書店他卻寫海灘”的，還寫得文從字順。后兩種往年能得高分，2012年起，把套路化的和似乎寫什么都好的作文降到三類，也就是說過去可能得50分，現在最多得30分。

“大綱課標是死的，教師是活的。也請老師相信我們。”漆永祥建議，老師不要太保守，不敢實驗，要鼓勵孩子多寫些身邊的故事，寫實話，寫真話，寫自己。

陳長泉說，現在寫作教育也在悄然破冰。他希望老師的語文教學真正從孩子的興趣出發，激發他們寫作的欲望;同時在整個教育越來越功利化的今天，家長和孩子不要過分功利化。

山姆·史沃普經常這樣給孩子們說，鉛筆，只有接觸到紙，同時和語言發生作用，才會產生無窮的魔力。“孩子天生是藝術家，他們都有想象力。讓孩子寫作，就是給他們想象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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