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一個現象引起了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副司長方軍的注意，即中外合作辦學大學的錄取分數線連續幾年來遠遠高于重點線。

一所中英合辦高校一年學費近10萬元人民幣，但其高考招生分數線已經超過了重點線。這是什么概念呢？這意味著一名家長，本可以更輕松地一年花5000元學費讓孩子上大學，但家長并沒有，而是選擇讓孩子去讀費用更為昂貴的中外合作辦學大學。

“這是為什么呢？”在近日于山東煙臺舉辦的第九屆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年會上，方軍向700多名來自全國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中外合作辦學代表拋出了疑問。

“簡單地講，就因為我們現在的中外合作辦學水平高，質量得到家長和學生的認可。而通俗地講，我們的中外合作辦學質量和水平具備性價比。”緊接著，方軍給出答案。

中國要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中外合作辦學須貢獻中國智慧

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和中外合作辦學大學，被譽為我國高等教育的三駕馬車。

其中，中外合作辦學正在向世界和中國展示其獨特魅力。如方軍所言，如今，中外合作辦學越來越受到國際和國內社會的青睞，甚至有一部分國際和國內學生放棄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的入學機會，選擇來到上海紐約大學。

近5年來，國內本科以上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60%的境外合作院校屬于“QS”排名全球前200以內的高校。方軍在年會上強調，中方合作院校通過引進、融合境外高校先進的辦學理念、優秀師資和優質課程，不斷提升教育質量，大大提高了中外合作辦學的社會影響力和信譽度。

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統計顯示，截至2018年9月，全國經審批機關批準設立或舉辦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總數為2365個，其中本科及以上機構、項目1112個。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全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在校生約60萬人，其中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在校生規模為50萬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畢業生已超過160萬人。

在日前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擴大教育開放,同世界一流資源開展高水平合作辦學。為此，中外合作辦學這種“不出國的留學”，責任重大，使命艱巨。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意味著新機遇，更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

溫州肯恩大學在提高高校黨建質量新途徑的探索，寧波諾丁漢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在師資建設新機制的探索等，是中外合作辦學不斷涌現的成功案例的典型代表。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中外合作辦學研究分會理事長林金輝表示，這些說明新時代中外合作辦學的政策目標確立的基本條件已經成熟，而且可以表述為強化中外合作辦學對教育教學改革和“雙一流”建設的促進作用。

今天，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正不斷地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而且中國在全球事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責任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為此，如何培養我們的年青一代為參與未來的世界做準備？上海紐約大學校長俞立中認為，這涉及全球勝任力的培養，并且是全球高等教育都必須思考的問題。

俞立中分析表示，中國要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中外合作辦學大學肩負重要使命，即為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心培養一大批優秀且具有全球視野的國際化創新人才。同時，中外合作辦學大學又承擔著培養新生代國際青年才俊的重任，這些新生代國際青年才俊愿意建立世界與中國的紐帶，愿意了解真正的中國。

“中國教育要走向世界教育中心，中外合作辦學應該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標準。”林金輝表示，中外合作辦學幾十年來有兩個方面的成功經驗：第一個是中外合作辦學獨特的制度設計，值得很多國家來學習；第二個是中外合作辦學在發展中積累的大量“可復制、可推廣”的辦學成功經驗。

欣喜的是，目前世界銀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已經關注到中國中外合作辦學模式和經驗。過去幾年，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經常收到來自國際組織的電話和電子郵件，希望能夠與中心加強合作。林金輝認為，中外合作辦學還可以為中國在全球教育治理和教育規則制定中增加話語權，貢獻中國方案。例如，中外合作辦學中好的模式和經驗，不僅可以在中國高校內部互學互鑒，還可以反哺到外國的合作高校去。

牽住提質增效的“牛鼻子”，打造中外合作辦學評估的“2.0版”

2018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依法批準終止的234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

“動刀子”“一刀切”“叫停”“大規模審查”“中國出手了”……一時之間，國際和國內輿論出現各種版本的關鍵詞解讀。

“我們頂著很大的壓力去終止這些機構和項目。”方軍告訴記者，提質增效是未來中外合作辦學發展的關鍵，特別是，質量的保障和提升是中外合作辦學的生命線。

近年來，教育部一直著力于提升中外合作辦學的質量和效益。為此，教育部提高了中外合作辦學的準入門檻，并實施提升質量、監管評估、強化退出機制等一系列措施，而今年批準終止234個相關機構和項目正是支持完善和創新中外合作辦學監管體制的重要成果之一。

本屆年會由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支持，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和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中外合作辦學研究分會共同主辦，并由魯東大學承辦。方軍以年會為平臺指出，中外合作辦學的初心是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高質量的教育需求和促進國內教育教學改革創新。為此，中外合作辦學必須聚焦建立高水平、高質量的機構和項目，滿足部分學生和家長對優質國際化教育的需求。同時，擴大辦學效率，讓辦學母體，讓其他大學的教育改革開放得益于高質量的合作辦學平臺。

林金輝解釋稱，新一輪擴大教育開放背景下，中外合作辦學要處理好規模、速度和質量、效益的關系。適度規模是基礎，只有以一定的速度發展到一定規模才能形成規模效應；而達到一定規模后，創新質量就成為關鍵；最后，效益是目標，因為其直接決定中外合作辦學的地位和作用。

“讓一個機構或者項目退出確實不容易。”林金輝坦言，但更關鍵的是準入機制的建設，未來要加快探索建立中外合作辦學質量的國家標準體系，逐步實現政府以標準來管理，學校以標準來辦學，社會以標準來監督。

“改革中外合作辦學評估制度，這是確保中外合作辦學提質增效的‘牛鼻子’。未來，我們將繼續牽住‘牛鼻子’，打造中外合作辦學評估的‘2.0版’。”方軍表示，教育部未來將加強和完善合作辦學的監管工作，以確保機構和項目的辦學質量，實現優勝劣汰。

目前，教育部學位中心注重中外合作辦學多樣化評估，并提出一個基于客觀事實的主觀評價，采用“證據鏈”的方法，即通過證據集合證明被評估者的自我評價。教育部學位中心副主任林夢泉表示，在評估和具體評價機制上體現轉型升級并實現“2.0版”，未來評估會采取多種轉變，如從聚焦規范管理到更關注辦學質量轉變，從單一評估到到期和周期性抽評結合的辦法轉變，從兩類體系到多元分類體系轉變。本科、碩士、博士以及不同學科門類在體系上要有所區別，從限制評價材料到多信息源驗證，強化評估的可靠性。

其實，中國的中外合作辦學評估，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今年上半年，英國召開跨境教育國際會議，就邀請了教育部學位中心主任黃寶印去介紹中國的中外合作辦學質量保障體系。

“通過評估發現并解決問題，從而提升質量，同時，也為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提供了支持。”林夢泉表示，中外合作辦學評估會積極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爭取主導權，并制定具備中國特色和國際影響的中國評估標準。

“不要用西方的標準來框我們”，未來應區域化、差別化發展

今天的中外合作辦學，有這么一組數據，催人深思。

截至2018年3月，全國39所“985”工程高校中，除了辦學體制相對特殊的國防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和中央民族大學，其他36所全部開展了中外合作辦學。全國112所“211”工程高校中，目前只有11所沒有正式開展中外合作辦學。首批137所“雙一流”建設高校中，有118所也開展了中外合作辦學。

“國內重點高校在中外合作辦學領域已經不是‘稀客’了，更不再是什么‘生客’。”南京郵電大學郭強表示，致力于跨境高等教育的境外一流大學大多已經來華開展中外合作辦學了，境外優質教育資源來源的渠道已趨于平衡。

調查發現，一些境外的知名大學這兩年對選擇中國的合作高校變得越來越挑剔。郭強分析稱，很多歐美名校正在推進國際化進程，除了在中國開展合作辦學，也在東南亞開展合作辦學。為此，我們未來拓展中外合作辦學需要做好心理準備去應對。

“未來中外合作辦學應該結合各自地方的優勢，實現區域化、差別化的發展。”郭強建議并舉例說，北大、清華以及“985”高校的中外合作辦學資源最好，但研究發現，中外合作辦學最好的不一定是有最強資源的高校辦的。

對此，魯東大學副校長亢世勇感同身受。魯東大學蔚山船舶與海洋學院是魯東大學中外合作辦學二級機構，從建立之初，就依據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戰略定位，并立足于半島藍圖經濟區海洋裝備企業特別是韓資企業，為區域經濟發展培養國際化復合型人才。該校還圍繞完善科研創新體系，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把主動服務和服從山東省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與中外合作辦學提質增效統一結合起來。亢世勇表示，新時代地方高校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需要整合發展優勢，因地制宜，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成為區域經濟發展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排頭兵”。

對接國外合作辦學資源，畢竟不是市場買賣。“不要用西方的標準來框我們。”面對記者的采訪，林金輝發出這么一個倡議，在與國外合作辦學資源對接制定標準時，中方院校必須堅持自己的標準。目前，中外合作辦學出現一個傾向——過分強調“洋認證”，認為國外的就是好的。一些地方政府和高校一味強調自己的中外合作辦學外方合作高校世界排名多少，并將國外的排名作為唯一依據。

“其實，很多國外大學排名是基金會或者公司排的，其依據的標準不一定符合實際。中外合作辦學要扎根中國大地辦學，‘洋認證’‘洋排名’只能作為我們辦學的參考。”林金輝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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