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在就職典禮上講了一句名垂千古的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從此之后，大學建設若強調人才之重要，必冠冕堂皇引之；若再談大樓之謂，便似乎矮了三分，底氣嚴重不足。加上“非”“有”更似強調非此即彼的關系，令今人常易生誤讀，以為大學之大，純靠大師，與大樓無關。于是現在無論是政府還是大學，都常有一種錯覺：辦大學，我們大樓的條件已經足夠了。甚至如今很多地方投入巨資推動“雙一流”建設，大都規定經費大部分用于人才引進，基本不能用于基建、設備等用途。因此，頗有必要重識大樓之謂與大師之謂的關系，以對當下一些誤入歧途的辦學實踐起到一定的匡正之功。
1、不可割裂來看大樓之謂與大師之謂
今人易對梅貽琦的話有所誤讀，乃在于不了解當時此話的背景。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的前一年，即1930年，前任校長羅家倫已委托清華校友楊廷寶所領導的基泰工程司主持了清華的規劃，建成了生物館、氣象臺、明齋和圖書館二期，被稱作“又一四大建筑”，且和清華原有建筑一樣，采用西洋古典建筑的布局，恢宏大氣而又有象牙塔之風。梅貽琦回國擔任校長時，大樓已成，且經費充足，又面臨著當時國家政治中心南移而導致的人才激烈競爭。因此，他認為學校經費更多應投向延攬人才，才有“大師之謂”之說。
在梅貽琦當日的演說中，講“大師之謂”之前還有一段話。原話是：“我們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須有兩個必備的條件，其一是設備，其二是教授。設備這一層，比較容易辦到，我們只要有錢而且肯把錢用在這方面，就不難辦到。可是教授就難了。”因此，梅貽琦實質上是將大樓和大師放在同樣重要的位置的，只是為了防止當時清華校園大興土木之風的思想蔓延，更加強調人才之難得。而且，所謂“大樓”，不僅指的是建筑，還應包括儀器和設備等，是大學辦學硬件的泛指。
而且，從歷史實踐來看，梅貽琦也并非不重“大樓”建設。他發表演說當年，便委托天津華信工程司的沈理源先生開展清華園的建設和規劃，在延攬“大師”和建設“大樓”上是齊頭并進的。沈理源被稱為中國現代建筑開山鼻祖，也是大師級的人物，當時清華化學館、機械工程館、航空館和靜齋宿舍樓等建筑都出自其手。當然，這些建筑風格的背后也顯然有著梅校長“大樓”理念的影子——風格樸實謙和，立面簡潔去裝飾，融合了新古典主義風格和現代主義建筑的思想，其后也成清華老建筑之經典。
追溯歷史，其實當時清華正是因為充分發揮了“大樓之謂”的優勢，延攬了很多“大師”：當時清華校園建筑和設備基礎非常好，包括庚子賠款在內的資金支持可以帶來優厚待遇，再加上當時的人才流動性也比較好，所以在梅貽琦任校長期間，引進了當時的很多知名學者。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清華園，既有大樓之基，又得大師云集，可謂清華校史上的黃金時期。
2、重新審視身處現代性之中的大樓和大師
因此，在當今大學辦學實踐中，引經據典固有好處，可以不時提醒主事者應有高遠之理念。但若言必稱希臘，則有本本主義甚至教條主義之虞，容易誤導實踐。如今離梅貽琦執掌清華之時已將近百年，尤其是隨著現代性的不斷沖擊和改造，我們必須對“大樓之謂”與“大師之謂”重新予以時間維度的審視。
梅貽琦發表這篇經典演講的年代，正是中國現代性浮現并開始漲潮的年代。其標志性的背景即是之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社會尤其是知識界無比熱情地擁抱象征啟蒙的“科學”和“民主”。彼時的現代性焦慮，是中西文化沖突之間的焦慮。盡管當時時局不穩，但在中國的知識界，很少有經濟焦慮。尤其是作為精英高等教育年代的大學教授，普遍享有較好的薪水待遇，基本可以做到“讀書不為稻粱謀”。
但是，將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大學教師所面對的內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內部環境上，高等教育早從以往的精英時代轉入大眾化時代，而且即將進入普及化時代。大學教師也從象征著象牙塔的知識精英，轉向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的一種大眾化職業身份。大學教師群體的數量也大量膨脹，其精英色彩更趨消退。而同時，在外部環境上，如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所說，中國近百年來都處于一個不斷現代化的社會轉型歷程，長期的轉型使得現代性焦慮更加突出。尤其經過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經濟高速增長，國人對于物質生活的感知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普遍附著了更多的“經濟人”特征。最典型的就是房價問題：如今中國的一線城市北上廣深房價畸高，動輒幾百萬上千萬的房價，讓收入最多躋身于中產階級層次的大學老師常只能望房興嘆，更別說剛剛博士畢業的“青椒”，而這些一線城市又恰恰是集中了最多大學的城市。因此，這個時代大學教師的現代性焦慮早就從文化焦慮轉變成了一種經濟焦慮，這種經濟焦慮與一般城市中產階級的焦慮毫無二致。
因此，當我們討論“大樓”與“大師”，必須置于現代性背景之下進行考量，而非一味緬懷過去。現代性的典型特征是全球化、多元化與扁平化，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寫道：互聯網等新的信息科技，產生全球化的新的趨平化時代。大樓所象征的硬件條件，在百年前的清華不成為問題，而在物質極大豐富的今天卻成為一個時代命題。這看起來似乎有些吊詭，但卻具備現實合理性：如今已經進入一個需求多元的年代，大樓不再是少部分人的權利，而是大部分普通人的需求甚至剛需。在需求范圍更廣泛和需求層次更高的今天，“大樓”還將長期作為大學辦學中一個重點問題存在，而且問題的程度因區域、校情不同而不同。而包括住房在內的“大樓”條件的改善，正是化解當前大學教師的現代性焦慮的一個重要路徑，也是讓這個群體平心靜氣做學問，產生未來“大師”的一個必要條件。此外，也需要用現代性邏輯重新理解“大師”：如今不少學者的學術水準若作直接比較，可以說超越了民國的很多大師，但是人們總吝于冠之以“大師”之稱號。為什么？由于互聯網時代所帶來的信息爆炸，每個人的學術貢獻和思想言說都是速朽的。顯然，無論我們是否情愿，公認“大師”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如果非要重提“大師”，應將定義放得更為寬泛：在如今專業主義盛行的年代，將“大師”理解為各行各業的“杰出人才”，可能更為務實可行。
3、如何通過空間的改善來涵養大師
對于大樓之謂與大師之謂的關系，需要從時間維度進行歷時性和發展性的認識。而對于在當下的實踐上如何求得“大樓”與“大師”的相得益彰，則要從“大樓”的屬性出發，從空間維度來思考如何通過空間的改善來培養“人才”，進而涵養“大師”。
一是在空間資本化的背景下增加人才的空間資本
現代性之下的“大樓”，是資本空間化的后果。法國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提出了城市空間生產理論，他研究了空間范疇的演化邏輯，并揚棄了把空間當作場所或容器的僵化觀點，認為資本運作模式已經由生產空間中的事物變成生產空間本身。資本創新導致了空間資本化，迎來了全球性的空間生產，其表現形式便是全球性的城市化以及城鎮化。而其中最為直接的表現，便是住房的空間資本化，如今的住房除了滿足居住需求之外，兼具資產價值已是不爭的事實。
在現在福利分房政策一去不復返的時代，有條件的大學最直接的方式是建設廉租房。如今很多大學“青椒”連周轉房都沒有，已經成為大學延攬人才的一大困境。因此，增加大學教師空間資本的最直接方式，是空間再造，為人才提供基本條件的公租房，為其安心教學科研提供基本保障。有些地區或學校限于條件，也許難以提供足夠公租房，則可以采取間接方式——發放貨幣補貼。發放貨幣補貼的一般做法在很多地區和大學都有實行，但其額度相對穩定而且偏低，很難跟得上房價市場發展的步伐。這需要有條件的地區和大學作出更具有針對性的應對，比如廣東省在2017年初出臺的《關于我省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實施意見》中，采取直接發放人才補貼的方式，頗顯力度和創新——省級財政對新引進國內外頂尖人才發放150萬到350萬的購房補貼，還加大實施廣東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的支持力度，對入選者每人發放50萬到120萬元的生活補貼。在新的經濟發展背景下，尤其需要這種實事求是的思維和人才觀的轉變。在以往人才觀里，談“名”似乎還比較理所當然，但談“利”便似乎不好意思。但事實上，科研人員也與普通人一樣，安居才能樂業，只有給其創造在如今空間資本化下起碼不至于連生存都舉步維艱的環境，才能有更多的心思投入到學術科研中去，創造更大價值。
二是通過空間文化的建設來涵養大師
之所以說我們如今“大樓之謂”仍然缺失，乃在于國內大學雖近年來在硬件設施上不斷提升，但對空間文化的思想認識卻還十分落后甚至匱乏。因此，未來“大樓”之努力方向，乃在于空間文化的建設。
一方面，通過校園建筑的空間文化來涵養“大師”。北方的清華、北大，南方的廈大和中大，都有著古典并富有中國傳統韻味的建筑群，亭臺樓榭，古樹參天，都體現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學空間文化。而這些大學長期以來人才輩出，大師延續不斷，可見，“大樓”與“大師”從來都是相得益彰的。朱永新先生曾經描述過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他認為研究院貫徹了馮驥才“把大自然請進校園”的理想：院內建筑利用空間、環境、結構、材料及光影的獨特處理，強化了現代審美與傳統意境的融匯，表達了研究院的文學氣質與文化情懷。他由是感嘆研究院正是通過空間文化的探索將當代中國優秀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引進大學的成功案例。筆者所供職的大學，前段時間對圖書館進行了空間改造，側重打造知識共享空間功能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受到師生熱捧。整個改造花費不過三百萬元，也許還不夠引進一位高層次人才，但卻惠及所有師生，圖書館使用率和好評度大大增加，更多未來的“大師”說不定會因此而產生。
另一方面，重視教師辦公室文化建設。如今要談國內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教師辦公室文化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首先來自于觀念認識：很多高校在整體規劃時便缺乏教師辦公室的規劃和設計，尤其是大學城和新校區，基本沒有教師辦公室的考慮。或者就算有，通常也是好幾位老師或一個教研室合用一間辦公室。由于缺乏獨立的空間，難以專心科研和備課，于是很多教師就只能把辦公室安在家里。另外，即便是有辦公室，但卻缺乏教師辦公室獨有的文化氣息。很多世界一流大學的教師辦公室的功能一是為教師提供獨立科研的空間，二是方便教師接受學生關于教學問題的咨詢。比如美國大學教師的辦公室門上經常貼著接待學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辦公時間，更莫說英國牛津、劍橋這樣有著悠久導師制傳統的大學了。具有這樣的規則和文化，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才更融合，不但有利于培養“人才”和涵養“大師”，也更是大學區別于科研院所，甚至企業車間的重要文化表征。
一言以蔽之，大樓之謂與大師之謂，既要以時間之維來辯證認識，更要從空間之維來助益實踐——以空間資本的改善和空間文化的建設來涵養“大師”。大樓之謂與大師之謂，絕非對立的關系，而是一種并列甚至互為支撐的關系。無論中外之一流大學，大師與大樓，皆是相得益彰、交相輝映——大師因大樓而育，大樓因大師而名。因此，為今人更準確理解梅貽琦校長之經典名句的真正含義，斗膽對原句略改兩字：“所謂大學者，謂有大樓之謂也，更有大師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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