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走這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全國兩會前，在教育部召開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工作推進會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呼吁：“東部各高校，請對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
“確實是命根。”全國政協委員、新疆農業大學副校長蔣平安對·中青在線記者表示，以林學專業為例，浙江、福建、廣東等東部省份很多高校都有他們培養的人才，有的甚至以團隊形式外流，一度讓學校的傳統優勢專業被嚴重削弱。
西部高校人才向東部高校流動被形象地比作“孔雀東南飛”。上世紀90年代末，很多西部高校引進人才用住房、留下人才靠感情，有時輔以行政職務安排等手段，這些方法至今依然在用，但效果已大不如前。
一名西部高校領導透露，“校內一位二級教授，享受國務院津貼，加科研業績及職務績效，一年不到20萬元，而他在東部高校工作的同班同學，一年收入可達幾十萬元。一場同學會下來，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科研投入層面，西部高校和東部高校之間的差距更大。“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年度經費超百億元時，我們的年度經費是三四億元。”蔣平安無奈地說，其中用作人才引進的專用資金只有500萬到1000萬元。
接受·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全國政協委員、云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保建認為，改變高校的人事分配制度，將編制和結構管理的權利交給高校，能讓高校吸引人才的辦法更靈活，加上對教師住房、子女入學等問題的關心，歸屬感也能讓人才“記得住鄉愁”。擔任昆明理工大學副校長多年，他發現最高端的人才不是靠待遇就能留下的，“有沒有科研的基礎條件很重要”。
依托于自然及人文資源的特色學科，是不少西部高校為吸引“鳳凰”筑起的“新巢”。云南的生物產業、環保產業，新疆的水資源高效利用、石油天然氣及風力發電等都成為當地高校的優勢，“能得到國家支持的通常不是技術性研究，而是針對資源和地方特色來開展的研究，一旦有成果，就容易填補空白。”蔣平安說。
在國內高校發展初期，資源一度成為拉開東西部差距的原因之一。“過去很多西部省份靠賣資源發展，東部把資源拿去后，加大投入，占領了產業鏈的高端，資源廉價流失，沒有為基礎性研究發展起到作用。”楊保建經歷了市場經濟從計劃經濟中破殼而出的年代，高校人才流動的高潮也發生在那時，“那時學校里有路子的人都先后離開了”，有的去了東部沿海地區，有的去了國外。
“競爭到來，‘挖人’是必然的。”全國政協委員、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左東嶺在接受·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說，計劃經濟時代，人被困在原地不得挪動的情況已成歷史，尤其在“雙一流”建設的背景下，國內某方面的優秀人才匯聚在一個學科平臺形成強大的學術梯隊，對增強學科的國際競爭力沒什么壞處。”
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手下留情”的懇求，在左東嶺看來不等于對人才流動的否定，“他沒判斷對錯，更多是從情感上呼吁東部高校不要為了加強自己把西部院校搞垮。”
其實，東部高校也在為西部院校輸出人才。3月6日，全國政協委員、華東理工大學副校長錢鋒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們已經有三位長江特聘教授到西部高校上崗，支持他們的學科建設。如果抱著‘人才是為我所用，而不是為我所有’的心態，東、西部高校完全可以加強合作，協同創新。”
被重新任命為浙江大學黨委副書記的全國人大代表鄭強正是這樣的范例，擔任了4年貴州大學校長的他表示：“我不僅不會挖西部高校的人才，還會鼓勵更多教授像我一樣去西部工作。”
在他看來，西部教育像一個“連環套”，落后的原因是人才缺乏，而人才缺乏的原因正是因為落后。鄭強初到貴州大學時，學校只有27%的教職工有博士學位，他提出了“每年必須引進100個博士”的要求。幾年下來，“2016年教職工中博士的占比已經達到33%了”。學校土生土長的教授中，也實現了院士和長江學者的突破。
但是，在趨好的現實中，很多問題依然不容樂觀。“目前我們能給一個‘領軍人才’開到年薪80萬元甚至100萬元以上，但多數還是不愿意來，知識分子不是只看重錢的，更看重學術前景和平臺。”鄭強說。
“除了加大對西部院校的資金支持力度，讓那里的教師能夠衣食無憂，碩士點、博士點建設一定要重視。”左東嶺認為，高校以學位點建設作為突破口，是緩解西部人才流失的有效方式，“作為高校老師，我們最在乎的是兩件事，能不能做喜歡的研究、能不能帶出好學生。”因此，國家對西部高校在學位點建設上予以傾斜，或能讓西部留住甚至吸引更多人才。
“限制人才流動是不可能的。”像蔣平安一樣的西部高校校長也早已意識到，依靠扣留檔案等粗暴手段阻止人才外流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們要爭取的不僅是當地政府的支持，更需要國家政策的傾斜，因此蔣平安對“雙一流”建設充滿期待。
他說：“‘雙一流’施行后競爭會更加激烈，如果還用一把尺子衡量，對西部高校來說不是利好，就像CBA和NBA很難打到一起去，如果‘雙一流’能分區分類進行評估，或把一個蛋糕中的一塊專門切給西部，人才可能更容易沉淀下來。西部高校的發展需要更多機遇。”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