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實反思“漢學心態”(文化觀象)

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溫儒敏（山東大學文科一級教授）

程光煒（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趙稀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趙學勇（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核心閱讀

●漢學的理論方法及研究動機，離不開西方學術背景，如果完全不考慮這些，拿來就用甚至以此為標準，“身份”問題就出現了。文學研究走向“泛文化研究”，“現代性”走向過度闡釋，就是這種盲目跟風的最新體現

●一些國外學者的學術訓練是不錯的，但一是理論預設，二是在與中國文學背后歷史傳統、文化氣候和地理的結合上比較生硬。如何既不刻意排斥也不盲目追逐漢學，從而形成新的學術研究的張力和增長點，已是緊迫的任務

●具有局限性的漢學能夠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影響甚廣，說明當下的文學研究還缺乏足夠的文化自信。我們可以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文學研究思想的前提下，汲取中國文學研究的話語體系，借鑒西方文學研究的成功經驗，進行自主創新的嘗試和探索

近年來，隨著中華文化影響力的擴大，海外漢學研究日益興盛，并對國內的學術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應該承認，相比于國內的學術研究，海外漢學在研究視角、研究方法、治學理路上有其獨到之處，適當參考借鑒不無裨益。但是，如果一味推崇，盲目追隨，無疑是錯誤的，需要加以反思。

為何要反思“漢學心態”

張江：近些年比較流行的文化研究，漢學家在所謂“現代性”的闡釋方面有許多成果都值得肯定，而且對于現當代文學研究視野的拓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過，由于盲目“跟風”，就又出現了新的偏向：文學研究走向“泛文化研究”，“現代性”走向過度闡釋，等等。所謂“漢學心態”與“仿漢學”風氣，在這兩方面是表現得較為突出的。有些“仿漢學”的文章看上去新鮮、別致，但終究是“隔”，缺少分寸感，缺少對歷史的同情與理解。漢學的成果可以借鑒，但總還要有自己的理解與投入，而不是簡單地克隆。

溫儒敏：近十年來，我在幾篇文章中都談到，要反思我們的學術研究，特別是文學評論與研究中日趨流行的“漢學心態”。作為外國人研究中國文化、歷史、語言、文學等方面的學問，漢學主要是面向西方讀者的，是外國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從另一方面看，以西方為擬想讀者的漢學，可以作為我們觀察研究本土文化的“他者”。近百年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生與成長，離不開包括對漢學在內的外國學術的借鑒。但有些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和評論家，甚至包括頗有名氣的學者，對漢學特別是對美國漢學過分崇拜，把漢學作為追趕的學術標準，形成了一種樂此不疲的風尚。這種盲目崇拜海外漢學的心態，并不利于學科的健康發展。

可能有人會說，都講“全球化”了，學術還分什么國界？如果是科學技術，那無可非議，先進的東西拿來就用。但是人文學科包括文學研究恐怕不能這樣，還需考慮國情、民族性。漢學研究有相當一部分屬于人文學科，其理論方法，以及研究的動機、動力，離不開西方的學術背景，有它自己的學術譜系。如果完全不考慮這些，拿來就用，甚至以此為標準、為時尚、為風氣，心態和姿態都和海外漢學家差不多了，“身份”問題也就出現了。所謂“漢學心態”，不一定就是崇洋媚外，但起碼沒有過濾與選擇，是一種盲目的“逐新”。

客觀看待海外漢學研究

張江：我相信，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中國文化、歷史、語言、文學等，沒有人比中國人自己更熟悉，更了解，更能闡釋清楚。對文學而言，更是如此。優秀的文學作品不是語言文字的簡單組合，它背后是博大精深、氣象萬千的本民族的文化、歷史、風俗等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才提出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因此，對海外漢學研究，我們必須客觀理性視之，對它的短板和局限要有清醒的認識。

程光煒：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中的“漢學視角”，是指由西方學術著作翻譯和華人學者將西學轉譯成漢語這兩個管道輸入中國大陸的一種學術思維方式。這跟全球化語境中，中國大學為實現國際化目標，大力提倡與國外一流大學合作交流和接軌的制度環境有很大的關系。站在改革開放的角度，這種合作的交流和接軌是十分必要的，有顯著的現實意義。

但如果走向極端，把“漢學視角”變成體現中國學者的學術形象、確立其學術地位的根本前提，就大成問題了。一旦將這種“漢學視角”建構成權威性的學術高地，將其物質化為一種晉升身份的外在因素，那么，對這種視角的歷史性反思也將開始。近年來，我去國外或港澳地區出席本專業學術會議，與相關大學開展合作交流時發現，其學術訓練還是不錯的，但要說其眼光、水準明顯高國內一籌，也很難說。總體印象，一是西方理論意圖在他們的研究和批評中過于明顯，有一種以理論帶歷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傾向，給人理論預設之感；二是西方理論在與中國文學背后歷史傳統、文化氣候和地理的結合上比較生硬，有一種強勢要求后者服從前者的理論優越感。反倒不如國內一些具有敏銳歷史眼光和深厚學術功力的學者，在理論與史實的結合上做得自然貼切和深入，他們在嚴謹歷史分析上層層推進得出的結論，更能令人信服。相反，一些國外學者與研究對象之間比較隔膜。例如，他們無法理解上世紀80年代傷痕反思小說背后復雜的歷史經驗和個人記憶，不能接受十七年文學中社會主義經驗的書寫，對莫言、賈平凹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文學的深刻勾連，也基本視而不見，我想，這既有研究和文學批評盲目臣服于理論的功利心態，也與這種漢學視角無法與中國實踐、中國故事真正接軌有一定關系。

經過最近十幾年中國大學國際化的進程，人們可能已經意識到，需從本土經驗出發，立足中國社會實踐和中國故事，在與文學理論相結合的再創新上更進一步。如何自覺反思，重新審視漢學視角，既不刻意排斥它的存在，也不盲目追逐，從而形成新的學術研究的張力和增長點，已經是一項緊迫的任務。這種反思性建構，不僅可以扭轉唯西學是從的不良傾向，培養研究者更自覺的歷史觀察和分析能力，而且可以改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制度環境。在我看來，這才是一種符合“中國經驗”實際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態度。

不可喪失本體立場

張江：為什么會有所謂的“漢學心態”？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不能簡單歸為崇洋媚外。上世紀80年代，海外漢學在國內受到推崇，有特殊的歷史機緣，即當時海外漢學的“他者”視角，對于國內狹隘的文學研究有一定借鑒之功。此后，海外漢學長期受到追逐，在我看來，或許更多源于中國文學及中國文學研究力圖實現“從邊緣到中心”位移的強烈訴求。這種強烈訴求的伴生物，是本體立場和文化自信的缺失。

趙稀方：在我看來，所謂漢學心態，可能還涉及自我東方化或自我殖民化。最早引起學界注意的有關于此的表述，來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一書。書中認為，近東當代文化已受歐美文化模式的主導，本地學者操持著從歐美販賣來的東方學話語，自身只能充當一個本地信息的提供者，薩義德的結論是，當代東方參與了自身的東方化過程。顧明棟的《漢學主義》對于18世紀伏爾泰以來西方的漢學歷程進行了譜系梳理，同時指出中國人自身參與漢學主義的建構過程。

無論是“殖民化”或“自我殖民化”，都忽略了被殖民者的表達問題。斯皮瓦克寫于1985年的《庶民能說話嗎？》一文，探討了東方他者能否發聲的問題，是一篇經典之作。斯皮瓦克參與其中的印度民眾研究小組更具實績，創立者古哈的思路是與殖民史學及其自我殖民化的本地民族主義史學相對抗的。

站在中國學者的角度，我想提出的一個回應是有關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位置問題。在東方主義的表述中，馬克思主義早已被定位于黑格爾、韋伯之間的西方線性歷史觀的代表人物，事實上東方馬克思主義并沒有這么簡單。馬克思主義從反殖民、反階級壓迫所創造的“人民的政治”，一直不為后殖民主義者所正視。在我看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民眾研究的很多想法已經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得到實踐。眾所周知的是，中國在歷史上已經取得了民族主義以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歷史撰述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早已著手印度民眾研究小組的工作，將歷史書寫成為人民反對帝王將相和殖民主義的歷史，譬如對于古代、近現代農民戰爭的研究成為中國現當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部分。漢學心態需要切實反思，其關鍵在于不要失去我們自己的本體立場與文化自信。

自主創新中重振文化自信

張江：關于中國文化，存在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就是“自信”與“他信”的不對等。在國內，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但是，無論在民間還是在學界，文化自信不足的問題依然存在；在國外，擁有五千年光輝歷史的中國文化卻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和贊譽，正所謂“墻里開花墻外香”。深化對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建立應有的文化自信，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

趙學勇：中國文學批評理論在漫長的歷史積淀中，形成了以“經世致用”和“美在意象”為中心的話語體系，影響數千年。“五四”前后，在西學的強力沖擊下，傳統批評理念在如潮的質疑聲中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盡管如此，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批評在上世紀40年代的延安得到了強烈的共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合中國實際，以“人民性”“大眾化”“民族化”等作為文藝創作和批評的旨歸，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社會歷史批評的內涵。

但遺憾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學的”原則被研究者嚴重忽視，片面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使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批評蛻變為庸俗社會學批評。這給西方話語尤其是給注重“文學性”研究的漢學提供了有利的介入空間。數年來，漢學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沖擊，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對具有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文學性解讀，這使厭倦于庸俗社會學批評的中國讀者耳目一新，也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視野與方法。但隨著中國文論體系的自身建構，漢學便暴露出其難以避免的局限性。漢學家只注重對作品文學性的研究而不顧及其社會意義的闡釋，容易造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偏頗。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漢學家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缺乏真切的感受與深入的認知，因此他們難以真正切入中國實際，理解現當代作家的精神追求與社會情懷。而華裔出身的少數漢學家，研究中時或流露出意識形態之偏見。還可看到，漢學家的預期讀者對象是西方而非中國，他們必然以西方讀者所熟悉的理論話語描述中國文學，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勢必造成中國讀者的巨大隔膜，并使得許多研究者在所謂“新的批評”視域中競相追從。

先天不足的漢學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能夠影響甚廣，說明了一個緊要而迫切的問題：當下的文學研究嚴重缺乏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我們可以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文學研究的思想、原則、方法的前提下，汲取中國文學研究的話語體系（但需要進行現代性轉換），借鑒西方文學研究的成功經驗（但需要進行中國化改造），進行一種自主創新的探索。這種創新意味著，我們將有足夠的文化自信而不再被種種西方話語所左右——文學歷史早證明了這種創新的可能性。

張江：盲目推崇海外漢學的“漢學心態”的確需要反思，但是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反思而反思，更不是要假反思之名加以排斥，而是要通過這種反思，明晰海外漢學研究的局限和不足，建立應有的文化自信，并通過這種文化自信的浸潤，強化本土意識和本土立場，進而打造富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體系。唯此，這種反思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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