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困境與中國哲學的前景

同行相聚閑聊，都說現在第一志愿報考哲學的考生越來越少，即使名校著名哲學系亦復如此。哲學仿佛日暮途窮，感慨萬千。

歷史往往昭示著未來。人類歷史上的變革、革命都與哲學不可分。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德國，哲學都是作為革命的先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同樣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引發的思想變革不可分。從文化角度說，哲學是文化的活的靈魂。人類軸心時代之所以如此久遠，仍未成為歷史遺忘的角落，與彼時出現的燦若星辰的偉大哲學家不可分。17世紀的英國、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德國，在它們的文化光芒中都閃爍著哲學家群星的身影。中國歷史更是如此。從先秦百家爭鳴時代，歷經魏晉、兩宋、明清，都有著名載史冊的杰出哲學家。在當代中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哲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如果缺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當代哲學學科陷入某種困境是世界性的。只要我們把哲學地位演變放在人類歷史過程中來考察，我們就不會感到沮喪。社會主義中國前途光明，中國哲學的前途同樣光明。一個有如此豐厚民族傳統文化底蘊的中國，一個由于改革開放而有條件會通中西、貫通古今、打通馬中西哲學的社會主義中國，哲學在人們心目中的衰落，只是市場就業導向導致的暫時現象，絕不是中國哲學發展的沒落。筆者堅定地相信，在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大潮中，哲學一定能發光，密納發的貓頭鷹將會在中國天空再度起飛！

1.科技與人文主導地位的嬗變

哲學的被邊緣化，是世界歷史進入現代化、工業化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是人類思想發展的畸形。科技與人文主導地位的嬗變，是由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必然會出現的思想現象。然而，現代化帶來的種種弊端，使回歸人文、呼喚兩種文化的結合，成為當代世界的最強音。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文史哲，是社會的主導思想形態。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如此。哲學地位尤其顯著。中國歷代著名哲學家之多，世所罕見。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雖經洋務運動、中體西用、維新變法，以至倡導科學救國，在中國處于主導地位的仍然是人文文化。1949年以前的中國，科學技術非常落后，從來沒有取代過人文文化的主導地位。

西方的歷史進程，在很長的時間里大體相似。在前資本主義時期，古代的希臘羅馬哲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17世紀英國哲學、18世紀法國啟蒙哲學和百科全書派、19世紀的德國古典哲學，都具有時代標志性。在西方文化史上，哲學家名人輩出，他們都是人類文化史上閃光發亮的人物。只有當西方進入工業化、現代化階段，科學技術逐漸取代人文學科處于主導地位之后，人文學科才逐漸被邊緣化。尤其是當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以后，更是如此。在當代西方，哲學同樣是冷門專業。哲學系很小，教授也不多。與科學技術、財經管理等學科相比，哲學是“弱勢”學科。

兩種文化，即科學技術文化與人文文化主導地位的嬗變，是資本增值和市場需要流向的必然表現。在資本迅速增值的推動下，一切與資本和市場緊密相關的學科得到發展，人文學科尤其是哲學開始褪去它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神圣光環。當一切價值都變成可以由貨幣估價時，資本之神就坐上頭把交椅，智慧女神、繆斯女神等諸神必然退位。只要讀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貨幣一節，讀讀《共產黨宣言》第一章，讀到“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我們就會發現，在工業化時代，哲學被冷落毫不奇怪。

黑格爾1816年在海德堡大學的演講詞、1818年在柏林大學的開講辭都曾說到，“時代的艱苦使人對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瑣屑興趣予以太大的重視，現實上很高的利益和為了這些利益而作的斗爭，曾經大大地占據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手段，因而使得人們沒有自由的心情去理會那較高的內心生活和較純潔的精神活動，以致許多較優秀的人才都為這艱苦環境所束縛，并且部分地犧牲在里面”。這是200年前的話，何其精辟！當時，資本主義在德國剛剛興起，比起英國和法國仍然落后得多。后起的德國還沒開始嘗到工業化的甜頭，就已經嘗到資本主義的苦頭。德國哲學家對社會摒棄德國古典哲學傳統，人們過分關注世俗的物質生活，嘖有煩言，呼吁重回精神生活。可歷史并不理會哲學家的牢騷話，它按自己的規律往前走。

當年費爾巴哈報考哲學系時，他父親寫信堅決反對。費爾巴哈的父親是刑法律師，他期望費爾巴哈子承父業學習法律。在得知費爾巴哈堅決報考哲學系時，費爾巴哈的父親在給他的信中說：“我深深相信，我說服你是不可能的，就是想到你將遭受沒有面包丟盡體面的悲慘生活，也不會對你發生作用，因此，我們將按照你自己的意志行事，委身于你自己一手制造的命運，讓你去嘗嘗我向你預言的悔恨。”費爾巴哈沒有聽從他父親的意見，堅持進入柏林大學哲學系就讀，因為他認定，“哲學之外沒有幸福！人只有在自己滿足的地方才能有幸福，哲學的嗜好保證了我的哲學才能”“哲學給予我永生的金蘋果，向我提供現世的永恒福祉的享用，給予我以自身的相等，我將變得豐富，無限的豐富。哲學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可德國的古典哲學家以及費爾巴哈的執著追求，也不可能挽回哲學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以及資本對利潤追逐面前所處的弱勢地位。

物極必反，這是歷史的辯證規律。當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同時，各種危機，如生態危機、文化危機、道德危機開始涌現時，理論家們開始記起人文文化，尤其是哲學。可有些思想家把責任歸結為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終結論”隨之而起，反科學反技術成為一種思潮。曾經作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科技力量，變成阻礙人類社會發展，甚至被視為敗壞人性的惡魔。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說，“科學技術時代是人性終結的開始，有關偉大的進步觀念，與那種認為真理最終會被認識的觀念一起，都是一種錯覺，科學知識中不存在良好的值得欲求的東西，而追求科學知識的人類則落入一個陷阱”。這當然是錯誤的科技觀。

問題并不在于科學技術，而在于它如何被運用。對科技的運用，既有社會制度問題，也有科技學者的價值觀和人文道德修養問題。自然的懲罰，使人們從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嚴重失衡的痛苦中，從生態環境和社會倫理生態的惡化中慢慢清醒過來。英國學者C.P.斯諾在20世紀50年代末由多次演講結集的《兩種文化》一書中已經看到科技與人文對立的危害性。他說，“我們必須用以反對技術惡果的唯一武器同樣是技術本身。沒有別的武器。我們無法退入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沒有技術的伊甸園。”但是“人們必須了解技術、應用科學和科學本身究竟如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這種了解是20世紀末教育的必要組成部分。我們需要一種共有文化”。所謂共有文化，即科學與人文并重和結合的新的文化。哲學必然成為，也應該成為這種共有文化的指導和黏合劑。從人類世界歷史發展來看，即使不會出現第二個軸心時代，哲學也絕不會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失去它的光輝。科學技術越發展越需要哲學，后現代主義者鼓吹的“哲學終結論”是與歷史發展規律相背而行的。“哲學終結論”仍然是一種哲學，它處在以一種哲學否定另一種哲學的自我矛盾的悖論之中。只要社會在發展，人類的精神渴求在不斷充實，哲學之星就絕不會隕落。

2.哲學在當代中國的暫時困境

為什么在社會主義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也會出現哲學被冷落的情況呢？20世紀50年代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輝煌景象至今仍為人們稱道。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經濟轉型使然。當市場需要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主導力量，哲學必然處在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的需要、市場經濟的需要、個人的需要這三者之間產生的巨大裂痕的夾縫之中。哲學正在夾縫中苦苦奮斗。

從國家需要來說，社會主義中國不僅需要物質財富，物質不能貧困；同樣需要精神財富，精神也不能貧困。物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窮同樣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中國需要發展哲學。精神是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能否持續發展的精神動力。一個沒有哲學思維的民族，很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個有遠見的民族和國家的領導人，一定會重視哲學。

毛澤東同志是非常重視哲學的，他自己就是一個偉大哲學家。習近平總書記同樣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他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歷數的中外文化名人中，不少就是哲學大家。他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時的講話中強調：“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應該說，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是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的。習近平總書記也非常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哲學智慧。隨著封建君主制的結束，儒家作為國家主導意識形態的功能已不復存在，但其中包含的豐富的道德倫理和治國理政思想，仍然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中國共產黨繼承儒學中的優秀文化，但不會延續儒家道統。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心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中外優秀哲學智慧占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可是，市場經濟的需要與國家的需要存在著較大的不同。市場經濟對于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增加社會物質財富，解決商品短缺和匱乏具有重大作用。社會主義社會同樣要建立市場經濟，這是生產社會化的歷史必然。中國有13億多人口，其中還有大量貧困人口，發展經濟仍然是第一要務。市場經濟下財富的積累，有助于社會主義文化的投入，從而有助于哲學的發展。但是市場經濟就其本身的主導作用來說，一定會把那些能直接為資本獲得最高效益的學科推到前臺，而把不能直接為市場需要的學科往后擠。無論是私人資本還是集體資本都是一樣的。對“無一技之長”的哲學來說，要在受市場支配的各個行業中找到充分就業的位置，很難。在市場需要的指揮棒下，高校各個不同學科冷熱排名的洗牌是難以阻擋的。企業要獲得最大效益，當然急需為獲得最大效益服務的學科的畢業生。資本對科技的需要，或者對財會人員的需要，對法律的需要，對經濟、金融、管理、投資、證券等各種專業人才的需要，肯定要比對一個亞里士多德式人才的需要更為迫切、更為現實。這無關企業家的個人愛好。一個企業家，其個人可以非常喜歡詩歌、喜歡文學、喜歡哲學，這是他個人的愛好，但資本的本性并不喜歡文學、詩歌、哲學，而是喜愛利潤，除非文化產品能轉變為文化商品，能為資本帶來巨大的利潤。對市場來說，具有決定意義的是資本的本性，而不是作為資本人格化的個人的嗜好。任由資本選擇，把并非市場急需的學科或人才往后擠，這是資本運作的鐵的規律。

個人的需要與市場經濟的需要、國家的需要又不完全相同，它既有個人興趣和愛好的問題，又有謀生的問題。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對專業的選擇會受市場經濟影響，甚至會受市場需要的支配。對許多學生包括考生家長來說，個人需要的標準，往往是最好的學科就是能在市場上找到最好崗位的學科，而最好的崗位就是工資最高、待遇最好的崗位，這是個人生活的現實需要。這種完全以市場為導向的專業選擇，往往會壓制個人的興趣和愛好。一切為生活而奮斗、為工資而奮斗，對人文學科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這也就是黑格爾說的，人們太重視塵世的利益，而對精神活動的價值越來越疏遠。

這三種需要，即國家民族需要、市場需要、個人需要存在的矛盾形成一個夾縫，哲學就處在這個矛盾的夾縫之中。往往是市場的需要和受市場影響下個人就業的需要，壓倒許多人對哲學的愛好、對精神的需求，壓倒個人的興趣和可發掘的哲學潛在才能。與哲學談談“戀愛”可以，要與哲學“結婚”，終身以哲學為業、過清寒的生活，沒有費爾巴哈那種絕對的愛好和價值理想追求，是很難做到的。

國家和民族的需要，代表的是民族的整體發展的需要；市場的需要，是企業經濟效益的需要；而個人的需要，是滿足個人現實生活的需求。按道理說，在這三種需要中，最重要的是國家和民族的需要。國家代表的是全體人民，它的需要是全面的。既要考慮經濟發展，又要考慮人民的整體的人文和道德素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現的就是家國情懷，是國家、集體、個人的統一。社會主義國家的目光是長遠的，它要考慮到民族的發展和前途，考慮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考慮到全體中國人的人文素質提升和中華文明的發展。

對于國家和民族來說，一個貧困而有卓越成就的哲學家對民族精神的貢獻，是任何一個億萬富翁、任何達官貴人都無法相比的。人們至今仍然記得古希臘羅馬的那些大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記得中國的孔孟老莊。莊子窮得借米下鍋，孔子靠收學生的十條臘肉學費為生，但他們對民族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他們是民族精神的塑造者，是民族永遠的驕傲。

市場中企業的需要是追求現實的經濟效益，是近期的；個人的需要往往是當下生活改善，是短視的。一個真正對哲學具有高度愛好和興趣的人，不應該僅僅為了高工資而犧牲自己的愛好。真正在學術上有成就的人，他們不會屈從世俗鄙視的目光，也不會只關注自己的物質生活，而更重視自己的興趣、愛好和才能，重視對國家、對民族的貢獻。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對專業的選擇應該重視理想和信仰追求。前面提到的費爾巴哈不顧父親的反對選擇哲學，終于成為對人類做出偉大貢獻的哲學家。馬克思的父親也是律師，馬克思在波恩大學、柏林大學讀的都是法律。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學法律當然比學哲學吃香。馬克思雖然讀法律，但他對哲學可以說是癡迷。他在波恩大學鉆研康德、費希特，后來轉向黑格爾，如醉如癡，幾近瘋狂。他在給父親的信中傾訴了對哲學的“鐘情”——“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轉到柏林大學后，更是如此。馬克思終于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締造者，成為千年偉人。如果像費爾巴哈和馬克思這樣的天才人物，屈從世俗觀念，追求所謂體面生活，也許多了一個后世不知其名的費爾巴哈律師，少了一個在哲學史上重新恢復唯物主義權威的偉大哲學家；多了一個子承父業的馬克思律師，少了一個新哲學創造者。

資本主義發展史證明，物質欲望的膨脹和對消費的無限追求，可以使一些有才能的人由于屈從物質生活而犧牲自己的哲學才能。這種情況，在我們這里也難完全避免，但有志氣的青年應該具有更遠大的眼光。筆者總是勸自己的學生認真讀讀馬克思的中學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這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選擇職業有指導意義。馬克思說，“選擇一種使我們最有尊嚴的職業，選擇一種建立在我們深信其正確的思想上的職業；選擇一種能給我們提供廣闊場所來為人類進行活動、接近這個共同目標即完美境地的職業。”“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哲學需要有孔顏樂處的精神。哲學家個人的清苦和貧困頂多是個人的不幸，而如果一個民族的哲學貧困，則是整個民族的不幸。我們至今仍然對中華民族歷史上眾多哲學家懷有一種民族自豪感，原因正在于此。

3.精神家園的重建與中國哲學的前景

哲學在社會地位上陷入困境，導致昔日皇冠上的明珠，現在變為某些人眼中的沙石。是不是中國經濟越發展，越不需要哲學呢，哲學系學生越來越沒有前途呢？事情恰恰相反。

中國市場經濟越發達，物質財富越來越多，越需要關注精神的需求。市場可以解決商品短缺、物資匱乏問題，但不能解決精神貧乏問題。有錢，可以從市場買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尤其是現在的電子商務，你可以買到全國甚至世界各國的東西，可是我們不可能從市場上購買精神。

人是需要有點精神的。人的精神需要有個安放之處。在西方，經濟社會越發展，靈與肉的矛盾也越來越嚴重。肉體的需要可以在市場上得到滿足。把肉體交給市場，盡情消費、享受；把心靈的需要交給上帝，交給教堂，在上帝面前虔誠懺悔。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我們的精神同樣需要有個安放之處。宋代朱熹在《答張敬夫書》中提出安身立命問題：“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個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乃在于此。”科學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市場更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在西方，只有求助于宗教。在西方，宗教確實起著安撫精神的作用。但我們不能走這條路。

改革開放以來，物質豐富了，但上教堂的人也越來越多了，進寺廟燒香拜佛的人越來越多了，口誦南無，手捻串珠的人不少見。當然，信教是個人的自由，一個真正有宗教信仰、注重道德修養、一心向善的信眾是受人敬重的。但我們從這種現象中窺視到的不僅是宗教信仰問題，而是當代中國一些人正在尋找精神安頓之處。等而下之的是信大師、信大仙、信風水，甚至信來世、信天象，都折射出靈魂的某種強烈需求。不過這不是精致的需求，而是粗陋、低俗、功利性的精神滿足。在微信群里轉來轉去的各種心靈雞湯，良莠不齊，不少是群發性的精神的恐慌和缺失的表現。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能以宗教作為安身立命之學，同樣不能把儒學變為儒教，但必須重建以人文文化為核心的精神家園。

當前我們面對的是社會道德某種程度的滑坡和價值觀念的混亂與信仰的喪失。說到底，這就是精神家園受到破壞，一些人精神缺少堅如磐石的安放之處。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精神危機是最嚴重的危機，也是最危險的危機。社會道德滑坡、價值觀念顛倒影響的可以是整整一代人，而受影響的一代，又會成為影響下一代人的思想土壤。如果代代相繼，這個民族的素質就會惡化。滑坡，這個詞很形象，也很貼切，就像從山上往下滾的石頭，不采取有效措施，它不會自動停止。黨中央已充分認識到這個危害的嚴重性，并正在采取措施扭轉這種現象。

筆者堅定相信，在市場就業導向下，哲學可以由熱變冷；但隨著人們的精神家園的重建，隨著過度消費引發的精神饑渴癥的發作，哲學作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作為思維方式的需要，一定會由冷變熱。經濟越發展，哲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精神壓艙石的作用會越來越重要。我們生活在一個最需要哲學的時代，但我們并不自覺。當代信仰的缺失、理想的動搖、道德的錯位、價值觀的顛倒是社會經濟轉型期的某種并發癥，是前進中的倒退。我們生活在真正需要哲學的時代，偏偏由于種種原因哲學專業被冷落。

對于這種現象，作為一個哲學工作者，筆者經常進行自我追問：我們是一群什么樣的人？我們是否盡到了自己的社會責任？筆者認為，哲學各學科片面專業化和自我封閉，哲學人才的知識結構單一化，哲學研究的自我娛樂化，都是我們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在中外哲學史上，有名的哲學家并不是專業哲學家，更不是學院派的哲學家。孔孟老莊、二程陸王、黃宗羲、王夫之，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等等，都是或向當權者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或為高官、改革家、革命家。王陽明上馬能平叛戡亂，下馬能從政為文，貶謫能沉思悟道。古代哲學家都是文史兼通、能言能行，對社會、政治、人情、世情、國情有深切理解，有理想有抱負。而不是尋章摘句、皓首窮經、老死書齋的所謂專業哲學家。哲學成為專業，在中國始自1912年北京大學的“哲學門”。有了哲學系以后，哲學才開始成為專業。

在西方同樣是如此。哲學專門人才的出現是伴隨近代教育世俗化而來的。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家是自然哲學家，對自然科學有貢獻；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關注城邦的政治和公共生活；中世紀主要是神學，神學院培養的是神學家，哲學是神學的婢女，是為神學服務的。18世紀以后出現的一些大哲學家，洛克、休謨、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茨都不是教會或大學哲學系培養的，他們都具有精深的科學素養，與自然科學群體聯系反而緊密。德國古典哲學家包括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費爾巴哈都出自大學，但他們不單純是學院派哲學家，他們都從哲學角度關注德國的社會現實或重大的哲學問題，他們的哲學成為時代精神的精華，被稱之為德國政治變革的先導。自19世紀以后，西方哲學家變為專業化、職業化和學院派的哲學家。與前輩相比，真正從大學哲學系出來的哲學大家極其罕見。問題并不在于哲學成為哲學系科和培養專門哲學人才，而在于哲學家自己如果一旦成為只關注書本而脫離社會，對自己所處時代的問題，無論是現實問題，抑或重大哲學問題冷漠，而熱衷于從頭腦中構建體系的哲學家，這種哲學家終究會成為時代的棄兒。

我們大學的哲學系不應該培養學院派哲學家。我們的哲學老師，我們哲學系的學生，無論是大學生，還是碩士博士，都應該關注社會、關注現實、關注生活，不能只關注書本，應該有從現實中捕捉哲學問題的本領，而不能從書本的字里行間中尋找微言大義，從概念到概念構筑所謂哲學新體系。這是在沙灘上搞建筑，不管乍看起來多么雄偉，幾腳就可以踹倒。

當代中國，哲學系已經是一個哲學大家族。20世紀50年代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研室一枝獨秀，而現在是包括八個二級學科的一級學科。這個變化是哲學學科的進步和發展，但也容易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各個二級科學筑壘自守、彼此隔絕。如何在發展各個二級學科的同時，使各個二級學科研究形成一股合力，推動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仍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如何發揮馬克思主義在各個二級學科中的指導作用，也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中國的哲學院系的各個二級學科，如果拒絕馬克思主義作為基本理論和方法論作用，就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哲學院。這種哲學院與西方哲學系有何區別？如果我們的哲學研究缺少創造性思維，沒有為祖國為人民立德立言的推動力，即使能炮制一些不具有任何現實價值或理論價值的論文，或者構建一個從概念到概念的哲學體系，最多只能在同行圈子里相互欣賞，走不出書房，走不出朋友圈子，作用極其有限。這種哲學研究由于缺少創造性，像尼采說的，是“從瓶子里倒水”，從“一個瓶子”里倒到“另一個瓶子”里。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最具創造性的哲學。因為它立足生活，面對社會問題。它不是倒水，不是把一個瓶子里的水倒到自己的瓶子里，而是從生活中，從科學發展、從社會發展和社會科學成就中提煉出新的問題。它是以問題為導向，而不是以書本為導向。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資本主義社會向何處去，人類向何處去，無產階級和人類如何獲得解放，如何才能實現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些問題出發，來建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說。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及他的其他哲學著作，都是立足中國實際和中國問題來思考哲學問題。哲學的創造性當然有繼承性，但不是從瓶子里倒水的那種繼承性。毛澤東同志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結合完全不同于從瓶子里倒水。倒水，仍然是水；而結合，是創造性發展。

哲學，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在中國都有發展空間和光明的前景。制定方針政策需要，各級干部需要，通識教育需要。尤其是面對全體學生的思想政治理論課，不能缺少哲學。有人說，作為思想政治課的哲學不是哲學，而是洗腦學。洗腦很難聽，因為洗腦通常理解為思想和精神控制。但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思想政治理論課就包括“洗腦”，它“清洗”的是學生頭腦中的錯誤思想。西方教育不洗腦嗎，不是宣傳他們的愛國主義嗎？不是以各種方式宣傳西方價值觀嗎？不是通過學校和各種輿論手段天天在進行洗腦嗎？為什么我們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科學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教育我們的青年人就被貶為洗腦呢？就被視為反對學術自由、反對獨立思考呢？腦是要洗的，以免沾滿污垢。問題是用來洗腦的水是清水還是臟水，是真理還是謊言，是科學還是偏見，使人們精神向上還是往下墜落。我們就是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這是有關培養什么樣的人、為誰培養人的大問題。我們不怕西方說三道四，也不怕國內有人附和。我們的哲學要發揮哲學的特長，用科學世界觀和思維方法來武裝我們學生們的頭腦。

當年毛澤東同志說，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中的武器。這句話的真實含義不是不要課堂，不要書本，而是不要走學院派的道路。正如文學要走出象牙之塔一樣，哲學也應該從神圣的哲學殿堂里走出來。心中有人民，心中有國家，以問題為導向，真正進行創造性的哲學研究，把研究成果變為民族的寶貴財富和培養與提高全民人文素質的現實哲學智慧，這是一條寬闊的無限向前延伸的哲學之路。13億人口的中國，真正的哲學人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哲學在社會主義中國有無限發展的空間。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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