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我國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歲。對于這一消息,后浪出版公司予以確認。
周有光于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蘇常州一個沒落的士紳之家,就讀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光華大學。1949年5月,周有光回國供職于上海金融界和經濟學界。曾在復旦大學教經濟學。50歲之后,他轉而從事語言文字研究,進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持制訂了《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被人們尊稱為“漢語拼音之父”。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剛剛過了112歲生日。
周老被稱為“中國思想啟蒙史上的傳世之作”的三部雜文集《百歲新稿》《朝聞道集》 和《拾貝集》,還是在他95歲、104歲和105歲高齡時出版的。
1月14日,我國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歲。對于這一消息,后浪出版公司予以確認。
周有光于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蘇常州一個沒落的士紳之家,就讀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光華大學。1949年5月,周有光回國供職于上海金融界和經濟學界。曾在復旦大學教經濟學。50歲之后,他轉而從事語言文字研究,進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持制訂了《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被人們尊稱為“漢語拼音之父”。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剛剛過了112歲生日。
周老被稱為“中國思想啟蒙史上的傳世之作”的三部雜文集《百歲新稿》《朝聞道集》 和《拾貝集》,還是在他95歲、104歲和105歲高齡時出版的。
圖片拍攝于2014年1月9日,北京,周有光在家里。 權義 澎湃資料
“新中國成立后,要建設一個現代國家,可是85%的人都是文盲,所以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工作很重要。”周有光曾在《麗娃記憶——華東師大口述實錄》中回憶自己從經濟學到語言學的“轉變”,“我當時就說這個文字語言學我是業余搞的,我說我是外行,不行的。他們說這是個新的事情,大家都是外行。我就調過來了,和經濟學沒有關系了,完全搞語言文字學了。”
據對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張森根的采訪,周有光曾戲言自己50歲起由經濟學教授改行從事語言文字學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廢,后者是半路出家,兩個‘半’字合在一起,就是個圓圈,一個‘零’字。事實上,他在學術生涯中所獲得的成功、成就和成績,達到了近乎圓滿的境界。”
1991年,周有光還將研究從拼音、文字等轉移到對文化學、時代變化等問題的探索。張森根稱,周有光迄今為止出版的40多本著作中,約有一大半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除了對漢語拼音的貢獻,周老在創建現代漢字學、研究比較文字學以及研究中文信息處理和無編碼輸入法方面的學術成就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中國語文現代化是周先生語文研究的核心,漢語拼音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蘇培成曾在《周有光先生對中國語言現代化的貢獻》一文中回憶自己讀書時曾聽周有光講授“漢字改革”,并從漢語拼音研究、中國語文現代化研究、比較文字學研究、現代文化研究四個方面論述周有光對中國語言現代化的貢獻,“周有光先生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是中國語文現代化理論的奠基人。”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老藤椅慢慢搖:周有光和他的時代》作者金玉良也曾如此描述周有光:“他會后(全國文學改革工作會議)奉命改行,從事文字改革工作。他是現代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并主持制定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他提出的漢字效用遞減率,漢字聲旁的有效表音律,闡述整理漢字的四定(定形、定音、定序、定量)原則,為漢語的現代化做出突出貢獻。 今天,拼音已經成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他被譽為我國 ‘漢語拼音之父’當之無愧。”
金玉良幾次建議周先生寫自傳,但他都謙虛地說:“我沒什么可以寫的,我的生活經歷很簡單。我不是社會活動家,更不是政治家。我是專業工作者,過去只鉆研經濟,后來搞語言文字。只有搞專業的人看我的東西,知道我。到了八十五歲以后寫雜文,才有許多人喜歡。”
金玉良曾聽周有光說起他兒時的故事。那是一個沒落的士紳之家,曾經周有光父母給祖母做壽,光酒席就能擺上幾天。壽聯、壽屏從 大門外一直排到內院。男客人在大客廳,女客人在內客廳。太太穿大紅裙、 姨太太穿粉紅裙,而且據說穿大紅裙、 粉裙不是個人喜好,全按規矩。 可是好景不長,周有光讀中學后祖母過世,家庭經濟入不敷出,母親帶著她生的孩子去了蘇州,從此家庭分裂。
周有光的母親是一名思想先進的女子,她與眾不同,反對給女兒纏足,還支持女兒讀書。周有光曾回憶自己和五姐、九妹住校 ,“讀中學和大學的時候是家里最窮的時候”,還說他后來考入圣約翰大學,也是借伯母兩箱陪嫁送到當鋪,才湊足學費。金玉良在《新文學史料》中披露,當年周有光憑借優異的成績考上“極難考”的圣約翰大學。圣約翰大學在校生是全國各院校中最多的,北京大學在校生200人,圣約翰大學號稱千人,其中大學生500人,余者為附屬中學學生。那里的學生多為達官顯貴的富家子弟,是名副其實的貴族學校。 比如宋慶齡弟弟宋子安的寢室就與周有光寢室相鄰,每逢周末宋家姐妹便開車去接子安。 像周有光這樣的貧困學生不多,但是他不自卑,一邊上學一邊給工部局翻譯文稿,寒暑假還打工掙學費。
周有光本人曾說:“在圣約翰大學,語言學的課我是去旁聽的,沒有正式選修,選了就是有學分了。我當時是主修經濟學的,但我的確是對語言文字學感興趣,業余看了很多字母學、語言學方面的書,還去旁聽一個英國專家的語言學課程。”這或許就是,讀書時光的際遇為將來埋下了伏筆。
1月14日上午,周有光先生112歲生日次日,部分專家學者在上海大隱書局為他舉行了生日座談會。當時,周老去世的消息還未傳來,與會學者紛紛回憶與其交往過程。認為他從清朝出生到現在橫跨四個時代的經歷堪稱傳奇。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許紀霖20歲時候第一次見到周老。當時他有個中學最要好的同學叫周老師舅公,1978年,他就和這位同學去看望了周老。那時候許紀霖只是20歲的大學生,“周老那年72歲,我今年整60,他還健在,這個對我們老人來說蠻勵志的,我們要向周老一樣活著。”
許紀霖回顧周有光生活的百年歷程,提到今年還有一個重要的“百年紀念”,就是新文學運動100年,“實際上100年前的啟蒙運動,今天來看很多方面的目標都沒有最后實現。但是有一個目標用了不到10年就迅速成功,就是白話文運動。但是現在白話文大家能夠說,能夠聽得懂,是需要借助另外一個工具,就是拼音,所以白話文運動一百年來奠定的整個格局,和拼音是分不開的。你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這樣的拼音,很難能夠讓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人在講漢語的時候,都用同樣一種語言,那很難學。”
如今進入到人工智能的新時代,許紀霖認為周有光在漢語拼音上的貢獻并不落伍,反而在這個起點上才剛剛開始。“從語言上來說,如果沒有拼音,漢語就很難進入這個時代。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周老給我們留下了這樣一個重要的貢獻,可能在未來世界,會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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