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決定，修改決定將于2017年9月1日起實施。近日了解到，目前，包括廣東在內的多個省市已經在醞釀實施細則和配套措施，將會陸續出臺。

據《人民政協報》報道，在有關“民促法”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許安標表示，此次修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對民辦教育實行分類管理，并對兩類學校做出明晰的界定，“還將依據分類制定相應的收費、財政支持、稅收優惠、用地政策”。

有業內專家告訴澎湃新聞，贊同修改后的“民促法”對民辦教育實行分類管理的明晰界定，但由于營利和非營利性質之間的政策差異，將大大增加選擇營利性學校的實際辦學成本，因此，值得注意的是，現有學校中的部分學校轉移辦學結余及經營得利可能將更趨隱蔽，勢必對后續政策法規的執行以及監管部門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外，目前國際學校普遍存在的同質化競爭、重投建輕管理、管理體制落后、優秀師資嚴重缺少等諸多問題，既需要政府加大監管力度，同時也要靠市場調配、優勝劣汰的競爭等方式解決。

新政或使部分學校轉移經營得利更趨隱蔽

2016年度的“民促法”修法進程是教育行業普遍關注的熱點。

據《人民政協報》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許安標表示，根據新的民促法，非營利性民辦學校，舉辦者不能從辦學活動中取得收益，辦學的結余必須全部用于繼續辦學；學校終止時，清償債務后如有剩余財產，不能拿走，只能繼續用于其他非營利性學校辦學。營利性民辦學校，舉辦者可以從辦學活動中取得收益，有利潤、有結余，可以在出資者之間進行分配；學校終止時，清償債務后的剩余財產可按照公司法等有關法律、行政法規來處理。

據國際學校第三方服務平臺“新學說”近期發布的《2016中國國際學校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10月，國內共有661所國際學校。其中，外籍子女學校122所，公立學校國際部218個，民辦國際學校321所。據中位數估算，中國國際學校在校生總人數約為43萬。

“‘民促法’的修法在中國民辦教育圈掀起了不小的波瀾，甚至直接影響到了有的辦學方的決策計劃。”報告發布方新學說傳媒CEO吳越說，“本次修法為民辦學校分類管理改革的推進，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保障。”

但吳越表示，由于“營利”和“非營利”性質之間的政策差異將大大增加營利性學校實際的辦學成本，因此值得注意的是，現有學校中的部分學校轉移辦學結余及經營得利可能將更趨隱蔽，勢必對后續政策法規的執行以及監管部門提出了更高要求。

吳越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在國外，營利性學校所占比重并沒有人們想象中高，國內本次修法，相較以往在鼓勵社會民間資本開辦學上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未來幾年，中國民辦國際學校的競爭將更加激烈。在這一過程中，優質學校將逐步顯現，淘汰更嚴格，最終形成清晰穩定的分層。”

總編陳志文在10月下旬的“國際學校課程體系建設與實踐沙龍”上也表示，國際學校還將經歷一段野蠻生長時期，在5-8年后將面臨一次洗牌。

他認為，出國留學的低齡化導致安全問題受到關注，使得國際學校成為家長最理想的過渡選擇。此外，教育政策也在客觀上將推動國際學校成為“中國的高端私立教育”，即精英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高利潤下的國際學校發展面臨諸多問題亟需規范

近些年國際學校快速發展，這與其相對較高的行業整體的利潤率有很大關系。

據《2016中國國際學校發展報告》統計，國際學校的行業利潤率水平基本維持在25%~30%。而部分品牌成熟的國際學校因固定資產折舊極低，入學率和滿座率卻很高，其凈利率可達50%。相對傳統行業而言，國際學校普遍不存在資金回款的壓力。

但快速發展的中國國際學校也存在著同質化競爭嚴重、重投建輕管理、規模擴張和質量保證之間難以平衡、管理體制落后、師資亟待培養、行業監管等問題。

課程方面，雖然AP、A-Level和IB三大體系是國際教育的主流課程，但隨著中國國際學校本土化趨勢的增強，更多國際學校開始重視中西方教育理念的互補與融合。

在近日開展的“2016國際學校發展大會“上，上海包玉剛實驗學校校長吳子健表示，教育思想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融合創新的過程。IB課程中的PYP課程和上海的二期課改課程不管是培養目標和方法都非常相似。在包玉剛實驗學校看來，不同評價體系的沖撞、學習與教學方式的改變、教師專業化要求都是國際課程與本土課程融合面臨的挑戰。

此外，重投建輕管理也是現階段在國際學校中較為嚴重的一個問題。有一些實力企業投建學校時高配高舉，然而落成之后卻不愿花費較大精力和資源，造成空有高端精致的設施，教學質量卻難以保證。近期曝出的深圳國際學校亂象就足夠說明問題。

據報道，近一年來，深圳出現“國際學校”大躍進，僅粗略統計，新開的學校有十幾家。由于很多“洋學校”匆忙上馬，部分學校師資沒到位，導致有學生入學后發現和宣傳出入太大，師生流動率都比較大。此外，因投資方和管理團隊理念不合，導致管理團隊不穩定等也是不少“洋學校”面臨的問題。甚至有學校出現一年內兩校長離職、開業半年就被收購、開學一年即停止招生的情況。

“什么是好的學校？整個行業里都沒有標準。每個家長擇校時，加了100個微信群，參加幾十場咨詢會，最后還是不知道應該選哪一所學校。在這個問題上，所有行業內人士都應該有所思考，否則，長期以往將可能嚴重影響學校發展。”吳越說，國際學校作為一個復雜的教育體系，從宗旨、教學到招生、市場，都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國際標準的治理結構、運營管理機制以及具體的操作執行系統。然而，現實卻是受制于投資者與辦學者的理念，在學校管理上存在較多的非標準化、家族式管理方式和機制。

她認為，“民促法”修改對國際教育行業的影響還需等待更多細則的出臺，不過目前國際學校存在的諸多問題既需要政府加大監管力度，同時也要靠市場調配、優勝劣汰的競爭等方式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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