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美國次貸危機的國際金融危機，波及歐洲已經8年有余。8年來，歐洲經濟屢遭沖擊，財政、貨幣、債務、銀行輪番經受考驗。歐盟及其成員國出臺了多項緊急應對方案，采取了一系列深度改革措施。在多管齊下的猛藥過后，歐洲經濟終于止住下滑，但是難以擺脫增長緩慢、復蘇乏力、就業低迷的困境。難民危機又使歐洲社會面臨考驗，很多民眾開始對歐洲發展前景喪失信心，一股反經濟全球化、反歐洲一體化的情緒逐漸彌漫開來，在各成員國社會形成了快速增強的疑歐甚至反歐政治勢力和社會思潮。今年6月，隨著英國脫歐公投落下帷幕，歐盟第一次遭受了減員打擊。英國脫歐給歐盟帶來的不確定性加劇了整個世界的疑歐情緒，來自各方面關于歐盟和歐元區將要壽終正寢的議論不絕于耳。歐洲和歐洲經濟怎么了？認真分析，歐洲和歐洲經濟面臨的問題雖然是多方面的，但從根本上看均是其三大頑癥——市場失靈、治理體制不完善、社會認同缺失在不同層面的反映。

面對日益加重的市場失靈束手無策

市場失靈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生俱來的頑疾。在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民族國家和歐洲聯盟等多個層面的制度安排都曾設法治療這一頑疾，主要做法包括規范競爭秩序、整合行業標準、保護資源和環境、適當進行社會轉移支付等，但都治標不治本。隨著經濟全球化快速推進，世界市場不斷擴大，但規范市場的各種力量依然分散疲弱。逐利的全球資本使各種規范市場的政治力量黯然失色，層出不窮的丑聞揭示了市場規范的混亂和失靈。例如，一些金融大亨、經濟精英與政客合謀逃避納稅，南部歐洲國家存在占經濟總量25%左右的黑市經濟等。這些問題表明，歐盟在應對市場失靈時又出現了治理失靈。近幾年，歐盟在公開文件中多次提及市場失靈問題，雖然不便公開譴責美國推動全球市場的無序發展，但它在與美國的“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協定”談判中堅持市場規范的高要價。2014年，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歐盟委員會工作計劃的“十點優先”工作目標中開宗明義地提出，歐盟的就業、增長和投資等領域出現的問題就是源于市場失靈。他提出，要投資于內部市場建設、投資于市場缺口、投資于市場缺失的領域，通過投資引導，聚集更多的政府和資本力量共同彌補市場失靈造成的投資鴻溝。但問題在于，在不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根本性變革的前提下，建設歐洲共同市場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二戰結束后的歐洲曾深刻反省市場失靈和政治失衡，從制衡思維轉向了共同體思維。經濟共同體建設使歐洲一次又一次地躲過了市場失靈的沖擊。但是，自由市場力量的發展逐漸超出了歐盟制度的規范能力，全球性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一次又一次地把歐盟推向危機邊緣。歐盟既缺乏針對市場失靈進行投資和分配的權力，也缺少能平衡競爭性勞工市場和民主制度并且能夠同時維護資本利潤、經濟發展潛力和勞動者尊嚴的有效治理體制，英國脫歐更是使本已進展緩慢的歐洲共同市場建設瀕臨困境。在日益加重的市場失靈面前，歐盟治理捉襟見肘。

決策過程緩慢，治理效率低下

歐盟是民族國家自愿轉移主權、通過國際條約實現聯合的產物。歐盟成員國在轉移一部分權力給歐盟的同時，繼續保有一部分權力。國家治理權力的分割、民主授權的不足（或稱為“民主赤字”）是一種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勢必造成歐盟的決策過程緩慢、治理效率低下、治理功能缺失。例如，歐盟的雙層治理體制（歐盟層面+成員國層面）造成了立法的碎片化，多種法律體系同時運行，法律條文內容重復甚至相互抵觸，大大降低了決策效率和效果。再如，歐盟的“決策不透明”和“行政官僚化”飽受詬病；同時，由于歐盟各成員國差異巨大、決策程序復雜、信息不對稱，民主流于程序化、符號化、簡單化、絕對化。在信息不對稱、責權利不匹配的條件下，所謂的“民主投票”成了政客免責的工具。

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引起歐洲知識階層反思：民主的真諦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歐洲現行體制的合法性何在，應該如何體現合法性？民主體制怎樣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人口流動和社會轉型，是回到極右勢力要求的社會封閉，還是實現更大范圍的民主？等等。歐洲對于民主的理論思考和實踐經驗都不足以應對其民主制度受到的巨大挑戰。因此，每當歐洲出現危機，極端民族主義就會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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