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有個初一學生豪豪，被所在班級生物老師發起“民主投票”勸退。家長只好讓該生轉學借讀。7月1日，豪豪再次被要求退學。此事在網上引起了熱議，因為該學生還處在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有無權利這么去做？這種質疑確有道理，單門課程的任課老師發起這種投票，沒有經過班主任、學校、當地教委，就讓學生離開，程序上似乎有問題。
但只是問題的一面。現在小孩不好教，遇到這種事，一味指責老師的人，恐怕也是站著說話不腰痛。兩個學校都堅決要求讓該生退學。生物老師馬老師不惜拿自己走人當賭注，讓學生投票，可見也是忍無可忍。如果這個問題學生不去采取一點干預措施，耽誤老師的教學和全班其他學生的學習，也不會是一個好的結果。
學校無法對學生行為無限制負責
指望學校對學生的行為無限制負責，就在注重人權的美國也不可能，也不現實。恰恰相反，美國更強調每個人、每個家庭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有些兒童在家出現了問題，分明是父母根本沒有管教。我有一個在公立學校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同事聲稱，有時候他聯系到家長，家長反而推卸責任，說是學校教育出了問題。“這時候我一眼就能看出他在家里怎么教育孩子的—— 那就是不教育， 全指望學校。”
但即便如此，學校處理問題學生問題會十分慎重。我問在美國上小學的女兒，班上出現這種學生，老師一般會怎么解決？她說她的老師通常是直接教訓學生，或者用成績來激發學生花更多心思在學習上。如果一個學生一再搗亂，干擾了課堂秩序，老師也不可能無休無止跟學生糾纏，而是送其去“校長辦公室”。對學生來說，被送到校長辦公室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通常來說，學生行為矯正，美國公立學校是逐步解決，教室里解決不了送給校長，校長和學校心理顧問解決不了交給學區，學區也解決不了，會送給一個特殊的學校。這種特殊的學校，特別強調行為的糾正，一旦學生被送到這個學校，他們知道自己再無退路。再惹事生非，就只有離開校園了。
這處理的整個過程十分冗長，每一步學校、學區都要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做出各種挽救的努力，并做出詳細的文字紀錄。到了萬不得已，才會讓學生離開。此時學校也會證明自己做出了該做的所有努力。就是家長打官司告狀，也找不到多少程序上的漏洞。
在把問題升級，轉移給學區之前，學校通常都會啟動一些特別的干預方案。幫助解決或者緩解學生的問題行為。例如我在多個研究報告上看到一種叫“進出管理（check in/check out)”的方法。學校每天上學時，找到學校的心理咨詢師報道（check in）。心理咨詢師給他提供一張行為檢查表格，學生帶著表格去上課。每天問題學生或讓授課老師分幾次簽字打分。如果表現較好，老師當即表揚。一天結束，學生拿著這表格，到心理咨詢師處簽字離校（check out)。如果達到了當天的目標，該學生可獲得一些獎勵，不過通常都不是物質獎勵，而是表揚、增加課間休息時間等。這個辦法比較容易施行，關鍵是把籠統的“壞學生”、“調皮搗蛋學生”的標簽，轉化成了漸進式改變的調整過程。
對學生的判斷客觀、謹慎
多半學區都有針對問題學生的指導性解決原則，大同小異。但是我看到有幾個共同點：首先，學區和學校，把問題界定得很具體。除了為人誠實不撒謊、尊重他人財物、注意禮貌用語這些我們中小學行為守則上也能看到的規定之外，也包括聽老師調度、安全防范、參與各種互動、緊急情況下的服從調度這些方面的比較詳細的規定。由于界定得比較細致，學生錯了會知道自己錯在哪里，老師去糾正，也基本有章可循。在界定這些問題時候，學區通常也會把老師、學生、家長都給包括進去，認為三方都是“利益相關人”。希望三方共同努力，實現行為的糾偏。
還有，學區對問題學生措辭都很謹慎，一般不從主觀上給學生戴帽子，而是顯得稍微“客觀”一些，“政治正確”一些。比如我看到華盛頓州一學區，把問題學生，很委婉地稱作“情感和行為障礙生”（emotional and behavior disorders)。用“障礙癥”（disorders）這個詞，顯得這像是個客觀的心理問題，可以去治療、糾正。這種名稱的改變，雖然聽起來有些瑣碎、甚至搞笑，但是這給家長和學生發出的信息比較正面，有利于問題的解決。更重要得是，一旦界定為一種障礙癥，則學校有義務提供個人化的各種支持。1997年通過的一項《殘疾個人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Act）明確規定，如果“學生的行為問題影響了自己或他人的學習成績，建議使用積極的行為糾正方案和支持，或是采取其他策略，來解決這一行為的問題。”由于該法規的存在，不到萬不得已，學校不會將學生掃地出門。
學生“調皮搗蛋”是一個對學生的主觀判斷，這個問題的背后，應該有一些心理的原因。這一點家長未必知道，只是粗線條地從“聽話”、“不聽話”上去理解，解決方法也簡單粗糙。而學校里，各老師多半也只是各自學科的行家，未必真正深入地研究過教育心理學，中小學也未必都有心理咨詢機構，去解決這類問題。問題學生連自己都未必知道問題得究竟。比如有的學生，存在問題，或許是家里出現了變故，一時自己無法應對，所以行為上出現了偏差。學校老師不解內情，只是去指責行為本身，則可能錯過了糾偏的良機。
“問題學生”可能是天才
另外，我想不應該只把目光放在壞行為和壞學生的懲罰之上。美國在關于“問題學生”的語匯里，通常強調學生“存在風險”（at risk)，關注的是學生本身的發展。而在補救策略上，強調事前的預防和事后支持。還有一些學生表現出問題行為，可能是因課堂上跟不上，或是吃不飽。二者都有可能讓學生受挫。前者可以通過補課、留級來解決。后者雖屬好問題，但是處理不當一樣能導致悲劇。反過來，如果發現了現象背后的本質問題，則可能找到提升發展的良機。
英國教育家肯?羅賓遜在其著作《發現你的天份》中舉了不少這樣的例子。舞蹈家吉蓮?萊昂，童年時候讀書總是坐不住，而且干擾周圍同學。學校無奈之下，報告給家長。家長也不知道怎么辦，于是帶她去看心理醫生。醫生問了她一些問題后，說要和她家長出去單獨談談，然后打開音樂，讓她在屋子里等。醫生把家長帶到隔壁一個房間里，隔著玻璃（外面能看到里面，里面看不到外面的那種），能看到小女孩隨著音樂，優雅地舞動起來。醫生告訴女孩父母說：“她沒有病，她是個天生舞者。”他建議家長送這個女孩去上芭蕾舞課。長大之后，這個問題兒童上了皇家芭蕾舞學校，成了著名的舞蹈家，并給《歌劇院魅影》、《貓》等享譽世界的音樂劇編舞。
很多被我們籠統歸屬為問題兒童的學生中，或許就藏著吉蓮?萊昂這樣的人。哪位老師慧眼獨具，從其調皮搗蛋的背后，看到他們的閃光點，并去蓄意培育，很可能造就這孩子的一生。另外一些問題學生資質平平，未來或許可以做一個平凡人，這需要學校、家長和學生，甚至包括社區的一起努力。僅僅將其掃地出門，這樣的學生沒準會變成社會負擔甚至禍害。
作者：南橋 系旅美華人，教育工作者、文學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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