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所以卓而不凡，不僅因為這些大學具備了在世界范圍內使它們成名的一致性，還因為它們各有各的獨特性。這些獨特性使我們很難根據一個泛泛的標準對它們進行排名，甚至這種排名本身很有可能毫無意義。

人們總是容易把研究的某些領域看成是有用的，這種看法總是要求我們能及時找到將發明迅速轉化為生產力的最佳辦法。對此我沒有任何疑議。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不應該忽視對學術性的追求，因為這是文化的基礎。文學、歷史、哲學以及圖書館和博物館的管理等方面構成了文化的主要方面。

我想從大學排名現象開始今天的演講。盡管對這些排名并不太贊成，但坦率地說，當看到劍橋大學在大多數排名表中位次都還不錯時，我還是忍不住高興。

對大學進行排名在中國已經有了幾十年的歷史了；而在英國，對大學進行排名現在也同樣廣泛。英國大學排名是以大學的研究、教學、與產業的結合以及學生錄取等情況作為依據的。學生錄取情況又有眾多不同的衡量標準，譬如英國學生與外國學生、公立學校學生與私立學校學生、少數民族學生和本民族學生以及男生女生等生源錄取比例。英國有專門的機構來收集高等教育的信息數據。我并不認為沒有必要收集這些數據，但是當想到一個人僅僅憑借一張數據列表就對一所大學作出判斷，那顯然是錯誤的。

當前世界各大學的相對排名都是依據許多組數據而作出的。上海交通大學在2003年刊發了大學的世界排名表，而英國的首個大學世界排名表是由英國高教系統的頭號報紙《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在2004年發表的。兩份排名表使用的標準卻大不一樣。

我對這些排名表深感不安有兩個原因。首先，在我看來，所有這些排名表采用的標準，只是依據學術機構許多杰出因素中非常狹隘的方面。其次，輕易地為全球如此眾多的著名大學進行排名顯然難以服人。經驗告訴我們，大學之所以卓而不凡，不僅因為這些大學具備了在世界范圍內使它們成名的一致性，還因為它們各有各的獨特性。這些獨特性使我們很難根據一個泛泛的標準對它們進行排名，甚至這種排名本身很有可能毫無意義。

這些想法是我看到首份大學世界排名表時的第一反應。它促使我思考如下三個問題：第一，大學發展到今天的歷程到底意味著什么？以中國、英國和美國為例，這些國家都有著相當數量的世界著名大學。我認為，對學問的廣泛尊重這樣一個普遍傳統使這三個國家可以在此相提并論，但是具體到每個國家，大學發展的途徑卻各有不同。

第二個問題是，這些著名的現代大學在哪些方面具有共同點，在哪些方面又各個有別？我隨后將證明，盡管這些大學在成長經歷、精神傳統、規模大小、文化模式和社會經濟背景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不同，但它們在主要目標上具有一致性，在根本的需要上也具有相似性。

第三個問題是，這些大學如何走向未來？在我們共同面對的諸多挑戰中，最利害攸關的是，一流大學應該慎重選擇如何使自己成為世界共有和共享的大學。盡管致力于國際化是大學多年的熱點話題，但是我依然認為，所有的大學都要在深刻理解全球化意義的基礎上，把自己打造成具有國際意識和國際影響的民族性大學。

一、大學的創立：歷史簡述

不同的傳統強烈體現的是對于學問本身及其對社會貢獻的尊重和渴望。

歷史往往有足夠的說服力。這一點在中國體現得最真實。從漢代石刻經典到當今印刷書刊大規模生產的兩千多年里，中國的書寫文本為其學術傳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中國的印刷術發明六百年后英國人才慢慢掌握。兩千年前，中國人發明了書寫體，考試就成為國家選賢任能的手段。八百年之后，中國的唐朝就已經建立了著名的科舉制度。到了宋代，為保證公平性，國家建立了考試的匿名制度。而劍橋大學一直到二十年前才認可這項制度。

科舉考試不僅為中國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方式選拔人才。這些人才不僅創立了中國的學術傳統，而且管理著一個幅員遼闊的人口大國。當時人們求學、研究和考試主要通過官學和私塾來進行，這些學校培養的學生主要是為了效力朝廷，這和我們現在所謂的大學大相徑庭。

與這一根深蒂固的傳統形成明顯對照的是，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大學的歷史僅僅始于二十世紀。不僅如此，中國大學的成長一直經歷著各種動蕩變遷。直至最近，與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一樣，中國大學的力量也正在日益增強。

以上是對中國大學的粗略觀察。比較而言，英國的情況判然有別。英國大學的歷史還不到一千年，僅為英國國家歷史的一半。英國的學術植根于深厚的基督教僧侶傳統，隨著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牛津和劍橋這兩所最古老的大學的建立而獲得新生。

盡管受宗教利益支配，但是這些新生的學府也廣泛開設了世俗（普通）課程，為教會和政府培養人才。它們教授拉丁文、希臘文、修辭與邏輯、數學等課程。這些學府建立了很多圖書館，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當時的社會和文化爭論之中。

比如，當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欲借助與王后解除婚約來強化王權、建立凌駕于教會之上的君主制度時，他不僅重組了劍橋大學，而且任命牧師學者從事相應的研究來支持自己。其中一個名叫馬修帕克的牧師，竟然收集了250份古代和中世紀的手稿來為王室的政策正名，并以此支持國王和妻子離婚！這些手稿至今還保存在劍橋大學。

盡管我在提到這些歷史細節時帶有一點調侃意味，但是，這些細節有助于提醒我們，大學和社會一直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社會的變遷，幾個世紀以來這種聯系不斷深化豐富。不過，我的故事強化了大學在英國社會中的顯著功能，那就是對知識的積累、守護、傳播和運用。它在直觀上使我們習慣于流行把大學理解為一個建構學識并將其轉用于地區事務、國家事務和世界性事務的地方。然而，今天看來，劍橋大學在許多方面都大為不同了。不過，我們與外部的聯系完全可以視為是與社會互動的悠久歷史的現代翻版：如今，我們和勞斯萊斯合作設計出了無聲的噴氣式發動機；正如歷史上，我們曾經和王室合作實現了國王的離婚！

最后，我把話題轉向三大歷史國家中最為年輕的美國。

早在十七世紀中葉，美洲新大陸就有了第一所大學——哈佛大學。隨后，1701年，耶魯大學成立。當代美國常青藤大學聯盟中的其它大學也在同一個世紀相繼建立。正如它們的前輩牛津、劍橋一樣，這些大學也有著根深蒂固的宗教傳統；他們也是通過增加新課以滿足職業和貿易發展需求的方式來拓寬教學課程體系。發展到今天，這一科研教學體系已經涵括了為我們所熟知的、適應當今知識經濟時代要求的各種課程。

如今美國的常青藤大學舉世矚目，反映了它們杰出的品質。但是這些不應該使我們忽略對美國高等教育更為深廣的歷史回顧和現代展望：美國的大學，其歷史比中國晚得多，比英國也晚幾百年；它們得到中央和各州政府的鼎力支持和校友們的熱情捐贈。這種回顧和展望說明美國的大學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年輕的差異性，超越了英國，或者也可以說超越了中國。

這些觀察告訴我的是，歷史確實是不可忽視的。

三種不同的傳統強烈體現的是對于學問本身及其對社會貢獻的尊重和渴望。共同之處在于，我們都從綿延的學術傳統中深深受益。然而，除了這個簡單的共同性之外，現代大學在中國、英國和美國的發展道路差異如此之大，以至任何一種描述高等教育發展的通用理論都會顯得蒼白無力！

二、當今的杰出大學

當今的杰出大學都明確地渴求卓越。因為卓越而緊緊聯合，使我們致力于教學和研究的一致性。

作為致力于建立一流大學的學校負責人，我們許多人一直從學校的教師那里獲得激情；同樣，大學的學生也引導我們發現新的方向并用嶄新的眼光看待熟悉的事物。

同時，我們也再度感受到作為主要貢獻者的大學對于社會的重要性和責任感。

人們總是容易把研究的某些領域看成是有用的，因為它們有助于經濟繁榮、人類健康和環境改善。這種看法總是要求我們能及時找到將發明迅速轉化為生產力的最佳辦法，使它們用于社會實踐，造福國家和世界。對此我沒有任何疑議。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不應該忽視對學術性的追求，因為這是文化的基礎。我們通常認為，文學、歷史、哲學以及圖書館和博物館的管理等方面構成了文化的主要方面。

師生隊伍的杰出品格、學術抱負的高遠宏大、教學與研究相互促進融為一體、致力于以有限的知識為我們生存的世界謀利的激情，等等大致相似的特點，是現代大學之所以杰出的主要原因。這些特點引導我們從事相似的工作，追求相似的目標。對此，我們應該充分保護并給予足夠的支持。然而，現代大學面臨著諸多壓力：追求給社會帶來快速直接的利益而忽略基礎性的研究是一種壓力；當學術研究僅僅注重提高學校社會聲望和教育經費而被迫忽略教育本身的使命時，大學面臨一種壓力；沒有更多的財政支持來招收最好的生源更是一種壓力。面對這些壓力，我們需要達到的標準很高，很難輕而易舉地實現，更難以長久地堅持。

在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時候，盡管大部分大學有著大體上相當的目標和挑戰，但因為規模和結構等方面的差異，我們實現目標的手段和途徑并不相同。

比如在耶魯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大致相當；而在劍橋大學，本科生的人數則遠遠多于研究生的人數。在這方面，兩者都無法與復旦大學相比：在招生規模上，耶魯和劍橋與復旦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我們都面臨著一個棘手的難題：從確保教育質量的角度來看，勢必只能把教育資源集中在一小部分學生身上；而從承擔社會責任的角度來看，我們又有義務伸出援助之手去教育盡可能多的學生。

另外，在教育過程中，對學生道德、品味、學識技能等素質，不同的大學強調的重點也不一樣。相應的，我們研究課題的領域也不一樣，包括研究資源和財政規模也各自不同。

五十年來，美國政府一直給予大學研究以鼎力支持。而英國和中國一樣，一直以來大學不得不尋找更多的財政來源，包括工業企業的研究經費、慈善事業的捐贈和大學自身的收入。當然，令人可喜的是，現在這種狀況正在改變。我注意到中國有一段時間研究被研究院所壟斷。令人稱奇的是，中國領先的大學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就成為研究型的學校，而我們也看到了把教育和研究結合起來帶給學生的好處：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強烈學習欲望的研究型學生在中國、在劍橋、也在世界各地繼續從事他們的研究工作。

其他一些區別也賦予我們各自的特性。

劍橋大學建立的校際體系也許是我們最獨特的一個特點，只有牛津大學和我們一樣。學校的31個院系擁有總體學術背景之下所囊括的一切大學課程，并能提供各種學術興趣小組的教學和聯誼互助，這些安排可以給在校學生家庭般的溫暖，還有各種各樣的課外活動和娛樂機會！這一體系不是在計劃中誕生的，而是歷史發展的結果。這一點很難向參觀者解釋清楚。更為特別的是，任何一個其他新興大學都尚未成功克隆這一體系。

三、展望未來

展望未來，我們都在尋求繼續成功的路徑。

在我看來，最為根本的是，我們應該有能力抓住時下新出現的主要機遇。為此，大學必須繼續我們偉大的目標，贏取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資源，牢牢把握我們進行科學探索和學術研究的自由。

我將列舉一些最近和將來的機遇來結束我的講演。借助于學術活動，當然有時也借助于豐富的圖書館藏，世界各地的大學已成為其所在民族歷史和文化的管理者和創造者。然而作為一所英國大學的一校之長，我深切地意識到，幾個世紀以來，劍橋大學與世界其他各地的交流已經造就了我們國家和我們大學自身的歷史與文化。早在八百年前創校之初，劍橋大學就不只關注它所在的那個英格蘭東部的小小市鎮。如今，在很多方面來說，我們已經成了全球性的大學。更有甚者，劍橋學子早已經生活和工作在全球的各個民族、各種文化之中，并成為時代的引領者。

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實施國際化項目之初，西方高校曾經想當然地認為，盡管學生和老師可以環游世界，但是派遣交流教師和學生的那些大學本身是不大會改變的。然而，這是一個幼稚的假設。大約十年前開始，大學內部的同步且非常迅速的改變已經成為一個顯著的事實。全球化帶來的興奮勁隨處可感，全球化的力量以及與之俱來的壓力要求我們以全新的方式共同合作。我將以劍橋和中國的關系為例，描述劍橋大學全球化的一些感觸和做法，并與大家一起討論所共同面臨的系列問題。

我還是從最熟悉的課程設置開始吧。通過利用大學圖書館里關于中國研究的豐富館藏資料，我們的東方研究學院已經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生。直到最近，這也是學校唯一開設中國教育課程的學院，僅此一家啊！

然而，眼下在劍橋的各個院系里，了解中國、領會中國的動力無所不在。

學生構成的改變可能是國際化體現最明顯的地方。現在，15％的劍橋本科生和53％的研究生不是英國本國人。準確地說，占學校學生總數27％的這批學生來自世界各大洲，當然，南極除外。

令我感興趣的是，復旦大學的學生構成似乎有著類似的趨勢。今年的劍橋在校生有643人來自中國，大部分是研究生，其中女生占有很高的比例。中國留學生占了劍橋學生總數的4％。他們的興趣大多集中在與自然科學密切相關的學科。

展望未來，“我們愿意教育誰”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英國的大學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海外留學生。這對于一個擁有悠久航海歷史并有著800年泛歐洲學術傳統的小小島國來說也許不足為奇，但是，對于一個大學而言，“教育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你是誰”；在這種情況下，大學所做的決定對于在該大學接受教育的學生來說有著深遠影響。我想，劍橋大學就是嚴肅思考這些問題的大學之一，并且認為這些問題不可以輕易放棄。

國際化意味著我們要讓劍橋大學走向世界，也要讓世界走進劍橋。我們正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創新各種工作方式。幸運的是，英語作為一門世界性語言和教育通用語言所激發的語言學習興趣，使我們有著五百年歷史的劍橋出版社能夠走向世界，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二十個國家建立分社。

令我高興的是，劍橋的主考官們正在和有著世界上最古老考試制度的后裔們合作！

大學與大學之間的合作基礎往往植根于個人或院系的努力。

當研究者個人決定合作的時候，研究項目就創立了。在劍橋，即使是單個的院系也有可能建立全球化的合作網絡。這個名單只是劍橋大學各院系和中國各研究機構之間正式或非正式合作的一個縮影。事實上，當每個世界級的學者都在全球范圍內找尋彼此的時候，真正的全球化無疑就開始了！

然而，我更傾向于認為，教育機構之間建立正式的紐帶，搭建聯系的橋梁也是非常重要的。橋梁使我們所有的人——學生、院系科研教學人員、行政主管們——更輕松地你來我往，開展合作。現在，劍橋大學已經和中國、美國、歐洲的一些重要大學建立了正式的聯系。我們是歐洲研究聯合學院和國際研究學院聯盟的一個組建成員。前者致力于說服歐洲的決策者認識到大學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而后者則在建立之初就關注全球緊迫問題并開展國際性的合作。

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大概經常收到世界各地合作機構的邀請吧。至于我自己，我天生就是一個橋梁的建造者，而且我的最大意愿就是接受所有的邀請！不過，事實上，如果我把過多時間花在橋梁的搭建上，那么我就沒有多少剩余時間來與橋梁另一端的同僚們進行深入交流。總之，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在共同目標基礎之上的戰略合作模式，以便為我們最有才華的學生提供最好的培養和教育，并使我們在所有知識領域都能始終保持在學科的最前沿。

不管未來會如何，我認為，劍橋大學將始終把與中國的聯系放在顯著的位置上。在我們看來，劍橋和中國之間過去的交往、當今的活動以及未來的機遇都集中表達了這樣的理念。我愿意相信，曾經留學劍橋的徐志摩那首優美而又深情的《再別康橋》，既是我們與中國同行們百年來形成的共識，也必定是劍橋繼續與你們合作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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