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部某省一位老教師寫給省長的信，在一些網絡論壇上引起關注。信中說，他所在的縣，沒有幾個教師的工資能達到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3500元)，“這樣的收入，無法吸引優秀的大學畢業生”，“沒有一批出類拔萃的大學生加入到中小學教師這個行業，教育的振興只會是畫中之餅”。信中還描述了許多教師“混日子”的心態：因為工資低，覺得很坦然。

我在端午節前聯系上了這位寫信的老師，他叫趙元海，是縣城的中學高級教師，從教29年，年收入不到3萬元。去年十月，省政府委托縣教育局向他詢問寫信的內容后，再無下文。信被重新貼出后，公共論壇里有不少反對意見，不少人對此信冷嘲熱諷，甚至認為教師不配得到高薪，原因之一是許多老師沒有職業道德，“如果家長不送禮，就把孩子的位子調到最后一排”。

職業道德與待遇是兩個問題，應另當別論，若以少數教師的不良行為，否定提高教師待遇的必要性，如同因為某個學生上課搗亂而取消全班的春游計劃一樣荒唐。真正的問題是：中小學教師有沒有資格成為較高收入群體?

一般而言，收入應該與付出成正比，專業化程度越高，越需要付出更多心血和智慧的職業，理應得到更多的回報。教師正是這樣的職業。它所服務的是世間最復雜的對象——處于成長變化中的人，而且彼此之間存在差異，要因材施教，不是隨便一位擁有大學學歷的人所能勝任的。一些為人父母者從事的是看起來比教師職業要復雜千百倍的尖端職業，但在面對孩子出現的問題時，很可能束手無策。

《致青年教師》一書的作者吳非，在和北大錢理群教授討論合格的教師必備的基本素質時，說到三個關鍵詞：思想者，學習者，具有創新意識的實踐家。我認同這種對教師職業的定位：肩負著塑造學生精神生命的神圣職責，從事著世間最復雜的高級勞動。但目前教師的低待遇，顯然無法吸引足夠多承擔這一使命的人才。

教師的重要性幾乎等同于教育的重要性，多項研究證實了教育界公認的一種觀點：教育系統的質量不可能超越教師的質量。美國教學委員會在十年前提出，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國家地位正在受到威脅，教育系統不能提供高質量的教師，是造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教育部副部長陳小婭也曾說：“未來10年的教師質量，決定著中國教育的成敗”。

如何保證良好的師資?提高教師的待遇和社會地位，無疑是關鍵。2010年，聯合國四大主要機構的負責人在《世界教師日聯合致辭》中說，“地位低、工資低、工作條件差侵犯了教師的權利，也降低了年輕人加入和留在教育行業的積極性。”即使在美國，其中小學教師待遇也普遍不高，一位有著“美國最佳教師”之稱的小學5年級教師(畢業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已有32年教齡)，年薪也只有4萬多美元，屬于中等收入。

據麥肯錫2010年發布的報告，美國只有23%的教師，來自成績排名處于前1/3的大學畢業生。與新加坡、芬蘭、韓國等擁有優秀教育系統的國家相比，差距很大。這三個國家100%的師資，都是從成績名列前1/3的大學畢業生中挑選。 在芬蘭，年輕人最向往的職業是中小學老師;在韓國，教師的收入是普通民眾的兩倍，政府立法要求：“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要“努力造成一種全社會尊敬教師的氣氛”，“應特別優待教師的報酬”。自1990年代以來，韓國教育總投入始終位居世界前列(排名第二至第三)，其中，政府投入占財政總支出的五分之一以上。

麥肯錫公司建議美國政府，“如果要將在極端貧困的高需求學校招聘前1/3的大學畢業生的比例，從目前的14%提高到38%，新任教師的年薪應該達到15萬美元”。提高薪水的作用顯而易見，在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學，一名新進的博士畢業生的工資，大約是北京職工平均工資的1.7倍。學校由此吸引了不少優秀教師。

《教師法》規定的“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或者高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這個目標已基本實現，但并不意味著教師已成為和公務員一樣有較高社會地位的職業，原因之一是，在中西部的很多縣市，教師的工資只能維持生計。

目前，全國的中小學教師有1000多萬名(其中縣鎮以下教師約占八成)，要較大幅度地提高他們的待遇，只能實施分步走的戰略，否則會遭遇很大的壓力與阻力。已有省份表示出了魄力，如湖北省就邁出了重要一步：從2012年起提高新進農村中小學教師工資，每年3萬元至3.5萬元，比老教師高出一萬元左右。國家也正在研究如何安排和落實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農村教師補助資金，若以這些地區的680個縣市為突破口，大幅度提高農村教師的待遇并逐步惠及整個教師群體，這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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