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曉東

“一流大學、一流學科”的雙一流政策已經在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導致一些新的變化，比如蘭州大學對教育學院的學科改造。在大學教學、科研的雙重任務中，由于科研成果短期可見，包括大學所獲基金數目、文章數目和影響因子、專利數目等，因此這一政策最為令人憂心的可能就是導致大學教師和校長們對教學和育人更加忽視。教學和育人需要大學教師很大投入，比如北京大學化學學院一名教授悄悄進行試卷“面批”改革，也就是考試完畢之后當著每一名學生批改試卷，與每名學生討論考試和學習的得失，這樣200人的班級，他和助教們需要整整一周時間。這是非常大的工作量，但其教學效果呈現出來大約也需要三十年以后了。這種投入很難在當下成為這名教師的績效，也很難成為大學書記和校長的當下績效。

為避免雙一流政策導致大學科研和教學失衡進一步加劇，教育部副部長林惠青今年六月發表了講話和文章，提出“一流大學要辦好一流本科教育”，之后教育部高教司也發出了《關于中央部門所屬高校深化教學改革的指導意見》，這當然是很有意義的努力。未來的大學能夠繼續重視教學當然是我們共同的期望。

與此同時，高等教育領域的學者們也開始討論到底什么是一流本科教育。廈門大學教授別敦榮發表了很有見地的觀點，他指出，“一流大學本科教學具有精英性、基礎性、綜合性和創新性等性質，表現出造就一流人才、高選擇性招生、一流的教學、一流的學習能力、一流的人才培養方案、一流的人才培養模式、一流的課程教學、一流的教學設施條件、一流的教學質量保障和一流的教學文化等特征”。

從邏輯層面考慮，一流本科教育其實有兩個關鍵因素，一是教師方面一流的教學和育人工作，二是學生對學習高度投入，我們不妨簡單稱為“一流學習”。其中“一流學習”更加重要。因為沒有學生的“一流學習”，教師們再努力也也難以在學生身上產生希望的效果；反之，在一般性本科院校的學生如果足夠投入，保持一流學習狀態，學校和社會盡力提供學習條件和挑戰，那么這所學校也能培養出一流人才。在此方面，湘潭大學數學系1978年后有三位校友（周向宇、許進超、袁亞湘）先后5次在國際數學家大會上作45分鐘報告、在國際工業與應用數學學會大會上作1小時報告，已經培養出兩名中科院院士和多名同等水平的畢業生，被稱為“計算湘軍”，其成績怕是令很多“一流大學”汗顏的。這個例子和其他很多案例表明，一流本科教育并不一定在一流大學中，二流、三流大學都可以辦出、辦好一流本科教育。在實踐中，我們的政策也需要給予非一流大學充分支持，這仍然是有意義的現實問題。

促進學生進入一流學習狀態需要給予學生足夠的學習動力和學習壓力。中國農業大學、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今年將給予新生更大的專業選擇、課程選擇自主權，就是期待學生的所學與其興趣、特長以及未來期望更加吻合，這是給予學生更大學習動力的改革。

給予學生足夠的學習壓力，在微觀層面需要每一門課程更有難度、更有挑戰性，在宏觀層面當然會導致學生四年畢業率不會很高。一所四年畢業率100%的學校，學生入學即意味著畢業，學生、特別是作為獨生子女的學生在這樣的高校，如何能進入一流學習狀態呢？這很可能導致一流本科教育成為鏡花水月。

據媒體報道，斯坦福學者羅思高最近的研究對中國的高中教育和大學教育有所發現。其研究表明，中國學生在進入大學時具備的部分批判性思維技巧是全世界最強的，遠超美國和俄羅斯的同齡人。但兩年后，他們失去了這個優勢。羅思高認為：“無論他們在高中做了什么，不管你認可與否，他們都在讓大量的孩子學習數學、物理和某種類型的批判性思維技巧。但讓我抓狂的是，他們在大學里什么都不學。孩子們沒有努力學習的動力，人人都能畢業。”

羅思高認為中國的高校人人都能畢業，甚至能按時畢業，這樣的判斷是真的嗎？根據教育部發布的一些宏觀數據估計看，這很可能是真的。從一些高校的畢業率數據看，這也可能是真的。例如，2011年華中科大有852名本科畢業生不能如期畢業，其本科四年畢業率（更嚴格講是學位率）只有約90%，這個非常正常的情況為何在當時引發全國關注？根叔領導下的華中科大在中國太不正常了。在微觀層面，《中國青年報》“大學教師的掙扎：嚴格還是放水”的報道，反映出一線教學真實的情況。

教育部學信網有全國學生的入學和畢業數據，因此完全可以計算和公布全國高校的畢業率（四年學位率）數據。對于那些畢業率100%的高校，我們大家都會知道這所高校沒有嚴格的學術要求，課程很“水”，其教育質量不值得信任，各公司的人力資源專家都要對這樣的高校畢業生提高警惕，家長和考生報考時更要擦亮眼睛。畢業率100% 的高校將不合格的畢業生送入社會，就像為空氣中增加了霧霾，教育部、中組部需要向環保部學習，以此“空氣污染”數據一起問責書記、校長，各省教育廳和組織部也要一起問責自己大學的書記、校長，為本省的高等教育質量負責。

人人都能畢業的本科教育離一流還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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