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心所欲”,穿越譯林70年
——與著名翻譯家、北京大學教授許淵沖對話
他示意我們喝沏好的綠茶,自己則端起特制的紅糖茶水呷了一口,臉上露出滿意、愜意、得意的笑容:“他們不讓我喝紅糖水,說是不利于健康長壽,可我每天都喝,我活到95歲了,說明這個紅糖茶水適合我。”
去拜訪許淵沖的前一天,他夜里兩點才就寢。當記者笑言“長壽的秘訣是早睡早起,少飲糖水,您打破了這個規律”時,許淵沖不無幽默地回答:“我也有我的規律,我的規律就是隨心所欲。”
他視“隨心所欲”為生活的規律,更為翻譯的定律:“翻譯不能以時間算,要隨心所欲。每天都要做,不做不行。讓我的思想被別人知道,這很有趣味。”
眼前的這位老人,一談到自己的翻譯理念便滔滔不絕,眼里放射著矍鑠而篤定的光彩。
創“三美”理論
從心所欲不逾矩
提起許淵沖的翻譯理論,最著名的當屬中詩英譯的“三美論”,即意美、音美、形美。朱光潛認為,這個理論不但可以應用于譯詩,也可以應用于寫詩。在許淵沖書桌的正上方,懸掛著一幅他自己創作、老友題筆的書法:“譯古今詩詞,翻世界名著,創三美理論,飲彤霞曉露。”
采訪中,許淵沖不斷提到“美”這個字。在他看來,翻譯是兩種語言之間的競賽,為充分發揮“目的語”的優勢,譯文甚至可以超過原文。當記者表示,許多翻譯家認為譯文不能“奪原文之美以爭鮮”時,許淵沖笑著說:“貝多芬說過,為了更美,沒有什么清規戒律不可以打破。我這100多本書都是按照這個原則翻譯的。”
記者:“從心所欲不逾矩”是您重要的翻譯指導思想。翻譯界一直討論的基本問題,如直譯與意譯、形似與神似、忠實與創造、借鑒與超越等,都可視為在“不逾矩”與“從心所欲”之間找尋平衡。結合您英譯中國詩詞的經驗,應如何理解這一點?
許淵沖:英文是科學理念,中文是藝術理念。二者都是“精”,但“精”的方向不同。中文精簡(precise),英文精確(concise)。翻譯的過程也即調和二者矛盾的過程。
朱光潛與錢鍾書先生認為,藝術的最高境界是“從心所欲不逾矩”。“從心所欲”是發揮主觀能動性,“不逾矩”是遵循客觀規律。在翻譯實踐中,我將“從心所欲”作為積極條件,“不逾矩”作為消極條件。在不違反客觀規律的前提下,盡量發揮主觀能動性。
如毛澤東詩詞《為女民兵題詞》中的“不愛紅裝愛武裝”,我譯為“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既保留了原詩的對仗工整,也體現出其中的革命主義氣概。大學期間,我在英國報紙上看到face the powder(面對硝煙)、powder the face (涂脂抹粉)這兩個表達法,后來應用于這句翻譯。美國俄亥俄大學詩人恩格爾(Paul Engle)及其夫人聶華苓將這句譯為“They love uniforms, not gay dresses”(我們喜愛制服,不喜愛花哨的衣服),就字面而言,已經翻得不錯。但這只是“不逾矩”,未達到“從心所欲”,只翻譯出了“字”,未翻譯出“義”。這句說的是“武裝”,載的是“革命”。
再如,《詩經》里最著名的千古麗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傳達了反戰思想。可解釋為:“當我去打仗的時候,楊柳對我依依不舍,連楊柳都舍不得我去打仗;我好不容易打仗回來了,天又下著大雨大雪,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屠岸英譯為:When I left here/Willows lean near/I come at last/The snow falls fast.他將“楊柳依依”譯為Willows lean near(楊柳依靠過來),“雨雪霏霏”譯為The snow falls fast(雪下得很大),是按字面翻的。意思尚可,但深層意味丟失了。許譯英文為:When I left here/Willows shed tear/I come back now/Snow bends the bough.“垂柳”的英文為weeping willow(垂淚的柳樹)。在這里將“楊柳依依”譯為Willows shed tear(楊柳流淚),表達出了楊柳垂淚的依依不舍之情,也暗含作者的反戰思想。將“雨雪霏霏”譯為Snow bends the bough (雪壓彎了樹枝),體現出了雪下得很大,也暗喻雨雪像戰爭一樣壓彎了還鄉人的腰肢。既押韻又準確,也傳情。
許譯法文里,“雨雪霏霏”譯為en fleur。這里借用了中國的唐詩典故“千樹萬樹梨花開”這一描寫雪景的名句,用雪花怒放之景,反襯還鄉人哀思之情。景語也變為情語了。
王國維曰:一切景語皆情語。中國詩詞“說一指二”,描寫的是風景,抒發的是人的感情。這是中國詩詞的偉大。要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就需要把“說一指二”翻譯出來。
“三部曲”追憶往昔
吸收百家之長
在西南聯大的讀書時光是許淵沖一生的重要起點。回憶錄三部曲《追憶逝水年華》《續憶逝水年華》《聯大人九歌》滿載著他對崢嶸往昔的眷戀。
采訪中,許淵沖從書架上拿出這三本書,佐證他的求學記憶。“《追憶逝水年華》全面回憶了我的聯大生活。我的同學楊振寧給這本書作了英文序。老伴兒將其翻譯過來作為中文序。”談及聯大諸多良師益友對自己翻譯事業及人生價值觀的影響,許淵沖表示:“我是吸收百家之長。哪家有用吸收哪家。”
記者:您曾多次提到錢鍾書對您的勉勵。您和錢先生都翻譯過毛澤東詩詞,但他將您的譯文稱為“不忠實的美人”。如何理解這一點?
許淵沖:錢鍾書妙語驚人,他就是個天才。他教我的時候28歲,只比我大10歲,就已出版了多部著作。有些很普通的話,經他一翻譯,往往勝過原文。“吃一塹,長一智”這句本來是交給金岳霖譯的。金岳霖的英文算是非常不錯了,但是他被難倒了,于是去請教錢鍾書。錢鍾書不假思索,脫口而出:“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這非常難,但他立即就想到了。原文只是對仗,具有形美。譯文不但對仗,還押韻;不但有形美,還有音美。
我翻譯毛澤東詩詞的時候,錢先生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他作為毛詩的官方譯者,認為我的成就很高,這非常難得。但我和他在“求真”和“求美”的翻譯理念方面存在分歧。他把我的譯本比作“有色玻璃”,他個人更傾向于“無色玻璃”。事實上,經我研究后,得出不存在“無色玻璃”譯文的結論。
我常寫信向錢鍾書請教毛澤東詩詞的翻譯。他在回信中寫道:“無色玻璃般的翻譯會得罪詩,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譯又會得罪譯。我進退兩難,承認失敗,只好把這看作是兩害相權擇其輕的問題……翻譯出來的詩很可能不是歪詩就是壞詩。”他理智上求“真”,情感上愛“美”。為解決這個矛盾,他有時采取消極的辦法,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正因為如此,他認為一些詩詞是不可翻譯的。比如,劉禹錫的《竹枝詞》里“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這句,他認為不好翻。我將其翻譯如下: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 and the east basks in sunshine/Is he in love with me? Ask if the day is fine.還原成漢語是說:西邊籠罩在陰雨中,而東邊沐浴在陽光下。情郎對我是否有情?那就要問天晴不晴了。
翻譯毛澤東《西江月·井岡山》中的“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我模仿錢鍾書“吃一塹,長一智”的做法,采用雙聲疊韻來體現詩詞之美:Our ranks as firm as rock/Our wills form a new wall/The cannon roared at Huangyang Block/The foe fled at night-fall.這句是說:我們的隊伍像巖石一樣堅強,我們的意志形成了新的長城。炮聲響徹在黃洋界上,敵人在夜幕的掩護下逃遁。除傳達意美,也傳達了音美。錢鍾書的“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只是pit 和wit 押韻,但fall和gain無關聯。我翻譯的這兩句除rock與block、wall與fall押韻,rank和rock、firm與form、foe與fled也押頭韻。
我運用了錢鍾書的翻譯辦法,但用得更廣,譯出了他認為不可譯的詩句。錢鍾書認為這句譯文我超過他了。現在看來,你要整個超過他很難,但在某一點上可以超過他。他在給我的信中贊成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的那句話:詩是翻譯中失掉的東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但我認為詩是翻譯中失而復得的東西。如果是失大于得,那就要“以創補失”了。
記者:您在西南聯大外文系就讀時,吳宓曾教授過您《歐洲文學史》等課程,馮友蘭講授《新理學》等哲學課程。他們對于您的翻譯理念有著怎樣的啟發?
許淵沖:進聯大以前,我堅持魯迅的“信”。那時候魯迅剛出版《死魂靈》。我喜歡他的雜文和散文。小時候我欣賞《阿Q正傳》,其他作品如《故鄉》當時還理解不了。他在雜文中批評別人的翻譯,通常都很犀利。但是他過于堅持“直譯”,《死魂靈》是字對字翻譯的典型。
單從作品的俄文名稱而言,有兩層含義,一層是魂靈,另一層是農奴。在這部小說里應理解為后者。從作品內容上講,在19世紀的俄國,農奴數量是地主財富的象征。當時有個人打腫臉充胖子,沒錢卻要說自己農奴多,因此他只能通過購買死農奴魂靈的這一低成本方式來增加財富。因此我建議將書名譯為《農奴魂》。
進聯大之后,我的第一課是聽吳宓講翻譯。吳宓主張意譯,跟魯迅意見相反。他為外文系講翻譯時說:真境與實境迥異,而幻境之高者即為真境。他的觀點是,翻譯是對真境的模仿,要通過現象看本質。在他的啟發下,我認為將這本小說譯為《農奴魂》比《死魂靈》要妥。
記者:有出版社認為您的譯文勝過傅雷,因此邀您重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您認為傅雷的思想還需要發展。這種“發展”體現在哪些方面?
許淵沖:傅雷提出過兩條翻譯原則:一是神似重于形似,二是在最大限度內保持原文句法。在他重神似時,往往出現妙譯,但在他保持原文句法時,往往出現敗筆。我重譯他的作品時,選擇揚長避短。
傅雷的《高老頭》譯本第五頁中有一句:“你可以看到一個晴雨表,下雨的時候有一個教士出現。”這里的“教士”屬于誤譯,應譯為“頂篷”。頂篷的法文是capucine,教士的法文是capucin,只有一個字母不同,但意義相差甚遠。可能是翻譯筆誤,也可能是印刷錯誤。我在法國留學時見過這種晴雨表,表的上方有一個小頂篷,天晴時收起,下雨時才展開。另外,傅譯《高老頭》最后一頁上,有一句是:“(歐金)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王杜姆廣場和安伐里特宮的穹窿之間。”我的譯文是:“他的眼睛貪婪地注視著汪湯廣場上拿破侖的勝利標柱,一直望到殘廢軍人院這位英雄的死亡之宮。”拿破侖墓地的描寫,在這句話中是隱含的核心內容,但傅譯未譯出。這會造成讀者的理解障礙:為何歐金會有欲火炎炎的目光?
我的西南聯大校友許光銳曾是個癡狂的傅雷迷。他讀了我重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后,一字一句地將我的譯本與傅雷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做了對比,認為前者更勝一籌。我尊重傅雷的翻譯,但我可以說,我全面勝過了傅雷。他好的,我繼承;他錯的,我修正。
“譯貫中西”三階段
真理越辯越明
采訪中,許淵沖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30歲、60歲、90歲構成了我人生的三個分水嶺。前30年是學生時代,從小學到大學,再到留學;30歲回國,當時正值抗美援朝,抗法援越,調到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待了30年,其間主要翻譯毛澤東詩詞,既翻英,又翻法,但‘文革’中被認為是歪曲毛澤東思想,因此挨過100鞭子;60歲后調入北大,才允許我自由發揮,因此我的很多成績是60歲之后才出的。”
在多年的翻譯生涯中,因為堅持“意譯”的理念,也因為直率的性格,許淵沖與國內不少翻譯家曾展開過論戰。對此,他回應道:“我不怕辯論,真理是越辯越明的。”
正是這種較真的態度,賦予了許淵沖超乎常人的毅力、定力與魄力。目前,許淵沖正在踐行自己在“北極光”盛譽之后的宏偉計劃:5年之內譯完莎士比亞全集。繼梁實秋、朱生豪、卞之琳、方平等人之后,他再次挑戰這項浩大的工程。“全集譯作已經出版了六本,還有兩本已向出版社交稿了。”許淵沖告訴記者。
今年4月12日倫敦國際書展開幕式上,由許淵沖翻譯的《莎士比亞悲劇六種》(企鵝出版社)展出。同時展出的還有他中譯英的湯顯祖《牡丹亭》。
記者:您的幾部莎士比亞譯本名稱較之前均有變動。可否解釋其中的緣由?
許淵沖:《哈夢萊》與《哈姆雷特》比較,我認為用“夢”更好,它有夢想、幻想之義,只有我一個人用這個字。《麥克白》我改為了《馬克白》。從漢語姓氏上講,“麥”和“馬”都可行,但“馬”比“麥”多一些;從內容上講,“馬”包含有騎馬的將軍之義。《安東尼與克柳葩》與之前的《安東尼與克利奧帕特拉》比,更具有“美”的特征。如果要追求“真”,二者其實都不是100%的“真”,但前者可以在“美”的角度做得更好。《皆大歡喜》我改為《如愿》,因為有些壞人并不歡喜。
記者:在談到古詩英譯時,王佐良曾說:“至今英美譯得比較成功的中國詩絕大多數是不押韻的。”因此,他在譯詩押韻問題上與您有過辯論。
許淵沖:王佐良是反對我的第一人。他比我大五歲、高三班,他是公費留英第一名,我是自費留法第四名。但這并不代表什么。與他發生爭論時我剛畢業,但他已經畢業好幾年了。
(許夫人照君在一旁說道:“許先生當時在翻譯討論會上就跟他指著鼻子干起來了。”)
許淵沖:是的。我希望他將唐詩譯為韻文,但他不同意押韻,因此他最終沒加入《唐詩三百首》的翻譯隊伍。我們最早的分歧是從瓦雷里的詩《風靈》該直譯還是意譯開始的。其中有一句詩的意思是“靈感來無影,去無蹤,就像美人換內衣露出胸脯的那一剎那”。王佐良贊美的譯文是“無影也無蹤,換內衣露胸,兩件一剎那”。我的譯文是“無影也無蹤,更衣一剎那,隱約見酥胸”。我認為王佐良用的“胸部”一詞一點兒也不美,它既可指男也可指女。我用的“酥胸”具有朦朧美,但被王佐良說成是“鴛鴦蝴蝶派”。
記者:另外,其他翻譯家如江楓、陸谷孫、馮亦代等人是否也都和您唱過反調?
許淵沖:江楓主張先形似、后神似,陸谷孫、馮亦代都重直譯,我在這一點上和他們有分歧。
批評我的人很多,因為批評我很容易,人家認為我不“忠實”。因此,我在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里一直受壓抑,只在“百花齊放”的短暫時期出過四本書:英國詩人德萊頓的詩劇《一切為了愛情》(英譯中)、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小說《哥拉·布勒尼翁》(法譯中)、《毛澤東詩詞》(中譯英)、秦兆陽的《農村散記》(中譯法)。但這四本書都受到過批判。《一切為了愛情》是我在大學期間翻譯的,也是我的第一本譯作,后來拍成電影叫《埃及艷后》,但題目被認為是宣揚愛情至上;羅曼·羅蘭的小說被指責主張個人奮斗,不合時代潮流;翻譯毛澤東詩詞,被指責有名利思想;《農村散記》主題很好,但秦兆陽后來被批判,我翻譯他的作品,也跟著挨批。
記者:其實,翻譯界對于“譯詩是否要押韻”一直爭論不休。將詩詞譯為分行散文是國內多年流行的方法。在您看來,原詩押韻,譯者便有責任譯成韻文。但這樣是否會造成“因韻害義”的問題?
許淵沖:為了追求押韻而破壞原文意思的情況是存在的,但這是為了更美。“真”和“美”, 二者應如何取舍?“真”是第一層樓,“美”是第二層樓。只要不違反“真”,就盡量“美”。把一國創造的美,轉化為全世界的美,是最大的樂趣。如果把詩歌翻譯成散文,無疑會破壞原詩的風格。我在《唐詩150首》英文序言里說過:“散體譯文即令達意,風格已殊,慎之又慎,還會流弊叢生。”
從另一角度來看,如果原詩做到了“三美”,而譯文只是達意,并未通過押韻來傳達原詩的音韻之美、格調之美,即便翻譯得再精確,也違背了“忠實”這一翻譯的首要原則。
語賜青年“三忠告”
情系中華文化
許淵沖在多個場合強調,詩詞英譯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他將“讓文學翻譯成為翻譯文學”作為一生的理想。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在讀大三的許淵沖被征調至美國志愿空軍大隊“飛虎隊”任機要翻譯。在一次歡迎“飛虎隊”隊長陳納德的招待會上,“三民主義”這一翻譯難倒了全場。許淵沖靈機一動,“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脫口而出,從而化解了賓主雙方的尷尬。這也是許淵沖第一次嘗到溝通中西文化的喜悅。
“當時西南聯大外文系的30幾個男生都被調去充當翻譯。我當時的外文水平并不是最出色的,但已經出了風頭。”談起這段嶄露頭角的經歷,許淵沖言語間充滿著自豪,“我在高二時背了30篇英語短文,從此外文成績躍居而上。其中就有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表達法。那次翻譯便派上了用場。”
每天背一句、造一句、翻一句——這是許淵沖送給當代青年翻譯的三個忠告。“這些句子要真正自己得意。但要經過很多不得意才能得意。10年的時間可以積累很多,一輩子會受益無窮。”
記者:如您所言,詩詞英譯對于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功不可沒。然而,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有這樣一個觀點:中國政府正在花錢把中文典籍翻譯成英語,但這項工作絕不可能奏效。沒有人會讀這些英文譯本。中國可以更明智地使用其資源,譯者始終都應該把外語翻譯成自己的母語。這種觀點也得到許多中國讀者的贊成。您怎么看?
許淵沖:宇文所安這段言論刊登在《英語世界》2015年第三期上。《英語世界》接著反問道:“你讀到過任何一本由外國譯者從其母語翻譯成漢語的文學經典嗎?”沒有。但這只是說明中西語言的難度不同:中文是象形文字,具有意美、音美、形美;英文是拼音文字,一般只有意美和音美。英文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言等于意,是一種科學的語言;中文可以說一指二,舉一反三,意在言外,是一種藝術的文字。外國譯者把只有“二美”的科學語言譯成具有“三美”且歷史悠久的藝術語言,實現達意已經十分不易,要做到傳情更是難上加難。但并不能反過來說:中國譯者不能把后者譯為前者。
宇文所安被稱為“美國漢學界的翹楚和公認的領軍人物”。可這樣一位“領軍人物”在翻譯《杜甫全集》時,卻存在許多對字句的誤讀。如杜甫《江漢》中“古來有老馬,不必取長途”,他把典故老馬識途中的“老馬”譯成了“姓馬的年老官員”。再如,李白《月下獨酌》“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中,“行樂須及春”本是春天應該及時行樂的意思,宇文所安卻錯誤地譯為:我們發現的快樂一定會延長到春天為止。這兩處例子在中國人看來都是常識,但外國譯者卻存在嚴重的曲解,并且這樣的錯誤外國讀者很難識別出來,只能由中國人來挑錯。
漢學家譯者中,我不只批評宇文所安一人,還批評英國倫敦大學格雷厄姆(A. C. Graham)教授。在其英譯的《晚唐詩》序言中,他說:“我們幾乎不能讓中國人去翻譯唐詩。”事實卻是,他英譯的李商隱詩錯誤百出。這也從反面印證了徐志摩所說的:“中國詩只有中國人才能譯好。”
典籍英譯關乎中國文化夢能否實現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中國翻譯界要在國際譯壇贏得話語權,首先要樹立自信,克服自己不如人的心理。國內有人說,中國翻譯理論落后西方至少20年,這就是不自信的表現,影響了中國翻譯學派的發展。以上例證表明,中國人的英譯水準完全可以勝過英美人。
記者:您認為,兩千多年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如孔子和老子思想就提供了中國翻譯理論的源頭活水。如何理解這一點?
許淵沖:中國學派的譯論主要源自儒家和道家思想。“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一儒家思想是文學翻譯的藝術論。而孔子提出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可視為文學翻譯的實踐論。
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提出了文學翻譯中“信”與“美”的矛盾,這可視為文學翻譯的本體論或矛盾論。同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解決這一矛盾。前半句之意“道理是可以說出來的道理,但不一定是我們常常所說的道理”,應用在文學翻譯上,即翻譯之道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大家常說的對等之道,而可能是創新之道、優化之道。后半句之意“天下的萬事萬物都可以有個名字,但名字只是符號,并不等于實物”,用它來解釋文學翻譯,一層意思是原文文字是描寫現實的,但文字并不等同于現實,兩者仍有距離;另一層意思是譯文是反映原文的,但并不等同于原文,有可能比原文更貼近現實。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老子思想充滿著哲學智慧。要建設文化強國,建設翻譯強國是其中應有之義。而后人應當銘記的是繼承古典,不忘過去。同時,既要繼承,也要發展;既要古為今用,又要洋為中用。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應對人類作出更大貢獻。我們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也要使之發揚光大,造福人類。換言之,翻譯是文化交流的橋梁,其作用理應受到廣泛重視。而要成為一名好翻譯,首先要學好自己的優秀文化,進而從中不斷汲取豐富的營養。翻譯要深深扎根于中華文化的沃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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