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訴案件是由司法機關代表國家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責任追究，應處什么樣的刑罰，應當取決于法律規定，而不應受受害人意志所影響。

近日，山東膠州被篡改志愿考生常升收到陜西師范大學今年發出的全校“最后”一張本科錄取通知書。在奔向大學校園之前，他要為篡改自己志愿的同學寫一份“諒解書”，希望讓其得到最輕處罰。另據青島市公安局最新消息，膠州警方日前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提請逮捕郭某。

常升差一點因為志愿被改而貽誤終身，還不計前嫌，為篡改其志愿的同學出具“諒解書”，可謂寬宏大量。然而，此舉所揭示出的犯罪嫌疑人命運掌握在受害人手里、因受害人是否諒解而命運有別的做法是否合適，則讓人不無疑問。畢竟，與自訴案件不同，公訴案件是由司法機關代表國家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責任追究。應處什么樣的刑罰，應當取決于法律規定，不應受受害人意志所影響。

不僅如此，把被害人是否諒解作為量刑情節，就必然帶來一個問題，即有些被害人及其家屬可能比較豁達，容易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諒解，而另一些被害人及其家屬，則可能不置犯罪嫌疑人于死地不罷休。這就必然因為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態度不同，帶來同罪不同罰問題，損害公平正義。

其次，量刑處罰的本是犯罪行為，是犯罪分子自己實施、自己能夠控制的自己行為，而不是其所不能控制的他人行為。而諒解取決于被害方而不是被告人行為，被告人自被羈押后是不能自己向被害方贖罪、請求諒解的，而是他們的家人從中周旋、設法說情，最終能否取得被害方諒解也是取決于家人乃至中間人的說和技巧，與被羈押的被告人往往無關。這就使得對被告人的判罰輕重取決于其所不能控制的他人行為，難免違反刑罰原理。

最后，諒解縱然會緩和一些案件中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間的矛盾，但也同樣會無謂制造矛盾。那些想獲輕判而受害方不予諒解的犯罪人及其家人，不僅不會對他們的犯罪行為悔悟，反而因為不能獲得諒解而反過來痛恨對方，使雙方的矛盾更加惡化。至于一些強勢的犯罪方為了獲得諒解而給受害方制造精神壓力，使他們更加痛苦，更是完全背離了諒解的意義。

鑒于以上這些問題，遠不如不用聽取受害方意見、對被告人處罰直接依據法律規定更合適，也對被告人更公平。有必要好好反思把被害方諒解作為量刑情節問題的妥當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