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學有可能絕地反擊嗎?
最近，一些消息燃起了人們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悲觀預測，事關人工智能。
首先是英國物理學家霍金預言：在未來100年內，結合人工智能的計算機(機器人) 將會變得比人類更聰明，屆時我們需要確保計算機與我們的目標相一致，人類的未來取決于技術不斷增強的力量與我們使用技術的智慧之間的賽跑。這是霍金在去年5月發出的警告。此前，霍金就與特斯拉CEO伊隆·馬斯克 (Elon Musk) 一道發表公開信，建議控制人工智能的發展，“如果智能機器無法保障安全，人類可能陷入黑暗的未來。”霍金說的是100年內。不過，就在今年春季，谷歌公司推出的人工智能圍棋程序“阿爾法狗”擊敗韓國圍棋大師李世石，更讓人們覺得霍金講的100年太久長，智能機器人很快就將超越人類，人類面臨滅頂之災。
對此，有比較樂觀的人認為，智能人再牛，也不過是人類的工具而已，總歸是我們可以掌握的。比如，我們切斷它的能源，它不就不動了嗎? ———這話說的! 如若智能人的智力已經超越人類平均智商，哪里還等著人去關它的能源呀?!
又有人說，人工智能機器人無論如何都只是工具，沒有情感也沒有欲望，所以，它們不可能具有自行組織的能力和自主的創造性行為。這個想法也是經不起反駁的，因為要說最可怕的地方，正是在于機器人是無情無欲的，而只具有理性計算的超強力量。如若是機器人也有情有欲有智，那豈不好辦了嗎，或許人類可以和機器人一道溝通、甚至相互戀愛了嗎? 所以在這件事上，我個人更愿意相信霍金：人類可能因此陷入黑暗的未來。
現代技術已把人文學科逼到極端境地
其實，智能機器人給人類帶來的可能威脅，只是最近加劇的技術風險之一。記得海德格爾的弟子安德爾斯在廣島原子彈爆炸之時就下了一個斷言：技術統治的時代到了。雖然技術統治的力量在工業時代早已開始，但的確，核彈的爆炸是一個重要的標志，標志著一條分界線，是政治統治時代與技術統治時代的分界線，表明現代技術已經徹底擺脫了人力的掌握。這可以說是原子的暴力。
在分子方面，全球大規模化工制品所導致的環境激素，已經使得人類體液環境全面惡化，正以加速度降低地球上雄性動物的生殖能力，人類作為自然物種正在無可阻擋地走向沒落和變異。在電子方面，除了機器人，另一種技術風險來自虛擬化網絡，它以虛擬現實為目標，正在全面重塑人類生活，也許將重新創造一種虛無主義的最后神話。
從原子核彈 (人類物種的滅絕風險)、分子體液 (人類自然物種的變異和弱化) 再到電子網絡 (人類生活的虛擬化)、電子智能 (人類的相對弱智化以及可能的滅頂之災) ……現代技術已經或正在把人類逼向絕境———人類正在末路狂奔。這時候，我們得追問與人類運勢相關的人文科學的命運。現代技術同樣已經把人文學科逼到了極端境地，是否有翻盤的可能?
保衛人文和藝術，就是保衛人類生存和生命本身
詩人余心樵近日在舊金山演講稱：“科技的力量，正在使世界更趨統一性和平面化。如果有人憂慮于此，那是因為他們低估了詩歌和藝術的力量，因為后一種力量，仍然可以有效地保障世界的差異性、微妙性和豐富性。”
他的這番話說得比較輕松，當然也不無道理。但余心樵憂慮的只是世界因技術而被平面化，尚未觸及技術的可能風險問題。我們可以期望詩歌和藝術的力量來平衡技術世界的單一平面化，為當代人類生活提供趣味性和豐富性，但今天我們還敢主張詩歌和藝術 (或者廣義的人文科學) 有一種抵抗現代技術的統治地位的拯救力量嗎? ? ? ? ? ? 你敢說，誰敢信? !
我們知道，人文科學的乏力由來已久，而其抵抗之路也已經很久長。在近代科學樂觀主義的壓制下，人文科學節節敗退，開始了虛弱化進程。在普遍數理的近代邏輯主義大潮中，人文科學面臨著科學性的要求，但同時也產生了對科學樂觀主義的抵抗。意大利的維柯和德國的哈曼是當時的代表，他們率先提出了這樣一個在今天仍然有意義、甚至可能更具意義的難題：人文科學可以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嗎? 維柯以詩性智慧反抗知性邏輯，強調詩性智慧的原始性和整全性。但對于現實和未來，維柯的判斷卻偏于負面和消極，認為在知性科學對于詩性智慧的排斥和擠壓已經無可挽回，我們找不回“荷馬”了———藝術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哈曼側重于反康德啟蒙理性，試圖以一種“藝術本源論”與康德式的先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劃清界限，但他最終走上的神性啟示之路也終歸構成一種逃遁策略。這大概是“人文一科技之爭”的第一幕，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詩性與知性之爭。
在此之后，特別是在19世紀后期以來，啟蒙反思和技術批判漸成氣候，瓦格納和尼采發起了“祛魅”與“復魅”之爭，也即啟蒙與反啟蒙之爭，指望通過重建神話來抵抗科學樂觀主義和技術工業對人類精神生活的壓迫和對人文科學的侵蝕，瓦格納借力于北歐神話，而尼采則通過希臘神話，兩者都把“復魅”視為當代生活意義的賦義行為。在他們看來，保衛人文和藝術就是保衛人類生存和生命本身。
技術與人文的互斥態勢在20世紀愈演愈烈，幾成不可調和。解釋學路線上開展的“說明一理解”的方法之爭貫穿整個世紀，這本身就是人文科學日益“空心化”進程的表征，同樣也是人文科學內部發起的一種抵抗，一種反擊。
當務之急是喚起一種“不要”的能力
海德格爾被認為是對現代技術反思最深刻的20世紀思想家，但他對待現代技術的態度是最令人困惑的。我們應該對技術抱一種什么樣的態度? 積極擁抱技術? 反技術? 還是像海德格爾所說的，既說“是”又說“不”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 這是一道難題。
海德格爾所講的“泰然任之”，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英文的let be，用中文講就是“讓它去吧”。但如果這樣來解就還太簡單了。在我看來，它的第一層意思確實是要冷靜、不要慌亂———都這樣了，慌有何用? 進一步，“泰然任之”還指向對事物、包括技術對象的態度，就是對事物要從容、寬厚些，不要太急色、太挑釁。海德格爾這里傳達的姿態固然含有一點點無奈，但要不然又能如何?
無論現代技術對人類生活的宰制力量有多強大，無論我們是否屬于最后幾代人類，或者說我們是否已經淪為尼采講的胡攪蠻纏的“末人”了，我越來越愿意相信，海德格爾主張的“泰然任之”意在喚起人類已經漸趨喪失的“不要、不求”的能力，因為我們已經“要”和“求”得太多，以至于我們已經無能于“不要”，不能“不要”了———無論如何，“不要”恐怕是第一步。
我同時也贊同哈貝馬斯的姿態。在科技危害越來越大的時代里，哈貝馬斯希望通過有效的自由對話和商談(特別是在科技專家與政治家之間)，實事求是地做出判斷：人類究竟應該在什么方向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發展科學和技術? 我以為，哈貝馬斯的立場既不是技術樂觀主義，也不是技術悲觀主義，而是一種“清醒的現實主義”。在技術時代里，悲觀主義與樂觀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只能引發情緒，展示姿態，但關鍵還在于尋找出路，而第一步無疑是商談和討論。
如果人文科學終究能“絕地反擊”，那么，準備性的步驟只可能是：“不要”和“商談”。也就是說，當務之急是喚起一種“不要”的能力，推動世界性的對話和討論。而如若做不到這一點，則一切都還免談。在當今和未來的技術時代，人文科學是否可能構成一種抵抗和節制的力量? 人文科學有可能絕地反擊嗎? ———這是首要的商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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