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能給人文學科振興留下多少地盤?

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習近平總書記5月17日在京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文、史、哲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加強頂層設計、實現創新發展?　在同濟大學人文學院目前舉行的建院70周年院慶暨“技術時代的人文科學”學術研討會，不少知名學者表達了一致的看法：回應時代關切，洞察新技術時代的特征，關注人類的命運，人文科學研究需要做出變革、推陳出新。

出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一職近10年后，孫周興教授主動把自己“免掉了”。5月15日，同濟人文學院建院70周年院慶那天，這位著名學者最后一次以院長身份亮相。此時，學院新樓里的院長辦公室已經騰挪出來。離任前，孫周興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推動并目睹全新的心理學系在同濟人文學院揭牌成立。　

人文學科的式微在全球范圍或是大勢所趨，想憑一己之力挽狂瀾于即倒，難!　具有悠久傳統的人文學科在大學何以生存、維系，如何讓人文學者在這個時代能夠以一種相對理想的方式治學?　這是眼下很多高校人文學院的“當家人”普遍關心的問題。　　

談到剛成立的同濟心理學系，孫周興坦言，在最初提議立項時并非一帆風順，遭遇過種種阻力。而他之所以據理力爭，是出于這樣一種信念：古老的人文學科也需要推陳出新。“既然學科復合、交叉是方向，回應時代關切和人類本身的困惑是人文學科的使命，那么人文學科就不能墨守成規，三十年不變，而是要在堅守中不斷創新學科!”

“胖子拼命吃，瘦子不給食”，這種投入機制對嗎　　

在如今的大學，和很多理工科專業相比，人文學科各專業掌門人的當家難度要大得多。投入少、收入低、為數不少的“青椒”日子過得“緊繃繃”……即便身處985高校，許多人文學科的院長、系主任關起門來，都要想法子應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　　

比較而言，孫周興任院長的同濟人文學院情況可能算是比較好的。這個學院成立了一個理事會，由一批具有人文情結的校友、學者和社會人士組成，同時設立了人文教育基金會，專門用于提高人文學院的教師待遇。不過，孫周興仍然覺得，人文學科教師的待遇還是太低，過得太苦。在高校對各學科的資源配置和投入上，人文學科總體處于比較邊緣的位置。　　

“有些學院不差錢，或者并不需要那么多錢，但因為是重點學科，學科評估時排名在前，現在又成了高峰高原學科，政府和高校還在拼命投入;有的學院，比如理學、人文等基礎學科，明明需要投入，但因為無法快速產出，或者現在排名還不行，各方面都得不到保障。”在孫周興看來，這種投入機制看上去站得住腳，貌似在做強、做大優勢學科，但其實是大成問題，“學科強勢就多投入，學科弱勢就少投入，這不是‘強盜邏輯’嗎?這就好比給胖子拼命喂食，吃了太多還要不斷給吃的，而一旁的瘦子快要餓死了，因為瘦弱所以不給吃食———這種邏輯難道不荒謬嗎?!”　　

中文系的異化：比起寫文學作品，更習慣寫論文　　

除了投入機制上得不到保證，在高校任教多年，同濟大學中文系主任張生教授覺得，“一刀切”的評價制度正在影響人文學科發展的生態。一個例證就是，在如今的大學中文系，教師和學生的總體寫作能力較過去有所下降，由此導致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和自身綜合能力的養成隨之下降。　　

“一說寫文章，受到類似于理工科的技術化規訓，很多人文學者的第一反應也是聯想到發表SSCI、CSSCI論文，恨不得把論文關鍵詞都想好。”張生頗為感慨，中文系的畢業生以及從教者，只會寫論文而寫不出“好文章”，其背后隱匿的真相是，今天的大學中文系對于維系符合文學特質的教育模式，已越來越吃力。　　

正值同濟人文學院建院70周年，張生翻看了一些史料，特別觀察了1949年以前幾大國內名校文科的課程設置，“無論是清華、北大，還是南大、同濟，那時候，人文學科的核心課程總少不了寫作，要么是新文學寫作，要么是小說寫作，散文寫作。當時，大學高薪聘任一批知名作家和詩人，主要就是讓他們擔任寫作課的教學任務。”張生認為，寫作教育作為文學教育的重要環節，是讓學生把學到的知識融會貫通，繼而以文學作品樣式呈現的過程。稍感遺憾的是，寫作課今天雖然仍存在于大學中文系學生的課表上，但卻處于邊緣的位置。比起寫作水平高下，學生們更在意的是在中文系習得的所謂“專業知識”。比如，各種流派的文藝理論掌握了多少、一些名家發表了哪些觀點。張生直言，“這樣的文科教育，真是有點走偏了。”

應對研究環境的“質變”，人文學科必須做出變革　　

“人文學科和理工科，其學科的屬性和組織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萬俊人教授用一個形象的比方，說明這兩類學科間截然不同的氣質。“理工科像清水，越鮮活越好，它的組織方式是團隊合作式的，新技術的產生必然會替代舊的技術。而人文學科則像酒，它的基本組織方式不是替代性的，而是積淀型的，放了30年的陳年老酒方讓人感覺美妙。”　　

在孫周興看來，盡管人文學科有傳承、呵護傳統之責，但今天的當務之急是革新。“傳統的文、史、哲三科，無不是書面文化，無不是以紙質印刷為載體的。但今天，維系2500年的書面文化傳統已在被新的技術取代。今后的文化傳播主渠道很可能不再是依憑文字，而是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圖像、視頻等多媒體。這就是說，人文學科的研究環境已經變了，教育必須要做出樣式上的變革。”　　

作為應對之舉，同濟人文學院近年來不斷啟動新的學科布點，比如設立心理學系、文化產業系等，同時設立哲學心理學、古典學、文化哲學(文化理論和文化批評)　等博士點方向，而后面這些研究方向在目前教育部制定的學科目錄中是沒有的。　　

“到目前為止，大學還沒有自己設置專業和學位點的充分自由，我們只能在二級學科下設立幾個研究方向，打個擦邊球而已。”孫周興直言，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們教育體系的創新能力還比較欠缺。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即使在比較崇古、相對守舊的德國大學里，近年也已出現了新的人文學科分支，除了傳統的人文學科類型，如今開始出現圖像理論、媒體研究、藝術史等熱點學科，體現出學科交叉的趨勢和在教育系統內不斷創新的能力。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童世駿認為，對于人文學科的守舊和革新，必須有一個正確的認知。作為學者個體，少部分人固然可以堅守比較“冷僻”的個人研究興趣，但作為辦學單位，則有義務履行公共職能，回應社會關切，并且在鼓勵個人志趣與社會責任相結合的同時，強調個人志趣與學術標準相適應。　　

談及人文學科在高校諸多考評指標體系下不如人意的現狀，童世駿說，辦學者應處理好指標與目標的關系。“走得再遠，都不要忘記當初出發時的目標。各項指標縱然可以作為參考，但即便每一個指標都達成，有時也不意味著朝終極目標靠得更近了。”　　

在他看來，人文學科比其他學科更能滿足研究者對學術的純粹興趣，因此人文學者更有條件體現出抵御急功近利評價的定力。根據他個人的觀察，很多時候我們并不是不知道問題所在，只是缺乏行動的勇氣和魄力，或者還沒有對人文價值具有足夠真切的體驗。“支持人文學科建設、加強人文素養教育，守護、傳承和更新人文價值，這需要長遠的努力，無法馬上就在考核指標中體現的，也無法很快就收獲支持和加強的成果。”童世駿認為，這對辦學者來說是真正的考驗，“有時，甚至要有做出一些犧牲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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