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大學正是忙什么呢？可以說，大家最忙的一件事，就是做好本校的“十三五規劃”。從中國頂尖大學北大清華，到中國的高職高專院校，大家都在忙著做規劃。規劃對中國大學來講，是一個愛恨交加的東西和過程。愛它，是因為它給中國大學一個基本的方向；恨它，是因為它給中國大學帶來無窮無盡的事件，以至于大學忘記了大學本來的職能與使命。

做大學規劃，特別是做大學的戰略規劃，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一所大學的成敗往往與其是否有一個明確的規劃有關。如斯坦福大學和中國的華中科技大學是兩個規劃成功的例子。二戰后，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為斯坦福構建了兩個大學規劃：其一是“學術尖端”構想：頂尖人才和學術頂尖科系；其二是硅谷：1951年，他與校長斯特林(Wallace Sterling)用斯坦福的土地，建立一個高技術工業區，即硅谷。兩大規劃奠定了斯坦福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基礎。上世紀80年代，華中科技大學前校長朱九思為華中科技大學提出兩大規劃：一是“科學研究要走在教學前面”；二是“把學校辦成以理工為基礎的綜合大學”。原來的華中工學院已經成為中國目前的華中科技大學。由此可見，好的規劃，為大學指出了明確的前進和奮斗方向，避免大學走錯路、走彎路。也使大學少了不必要的折騰。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相關課題組資料，2000年以前（含2000年）開始制定規劃的學校約占19.77%，最早的為1949年。但2010年及以后開始制定的幾乎占到一半（49.72%）。2010年是一個轉折點。這一年教育部要求部屬高校制定“十二五”規劃，并向社會公開。正是2010年后，我國高校規劃正式與政府規劃同步。自此之后，中國大學編制五年規劃已經成為一種潮流，一種政治任務。2016年，是中國“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今年可以這么說，幾乎全部學校都已著手制定五年規劃。且這種規劃越來越繁瑣，越來越精細，越來越細分。這種規劃，不僅包括學校規劃，而且包括學院規劃和名目繁多的單項規劃，如學科規劃、人才規劃、甚至還有繼續教育專項規劃，等。可以說，中國大學自此之后，規劃成為一種日常工作，做規劃成為專門的一項任務。“發展規劃處”也成為中國大學的一個常設機構。中國大學規劃永遠在路上。

中國大學規劃受什么因素影響呢？第一位的當然是國家政黨和政府影響。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和今年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成為各大學規劃必須首要完成和落實的事項。《規劃建議》和《規劃綱要》對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部署，可以概括為“一個核心、兩大任務、五項舉措”。“一個核心”是“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兩大任務”是“提高高校教學水平”和“全面提升創新能力”；“五項舉措”是“優化學科專業結構和人才培養機制”“落實并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和教育教學改革”“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推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和“推進現代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這是各大學特別是教育部直屬高校必須回答和落實的問題，是大學編制十三五規劃的指南。中國大學規劃同時受學校領導人特別是學校一把手書記校長的影響最大。學校重大規劃，往往因領導人變遷而發生根本性變化。

中國大學規劃由什么人來編寫呢？一般由專門的起草班子，然后聘一些不管事的專家充當專家，就算開始了。事實上，很多大學對什么是規劃，規劃著力應該解決什么問題，規劃如何產生，規劃如何落實，并沒有清晰的思路。以至于規劃只是規劃，對大學沒有起到應有的指導作用。可以說，盲目性和執行力差是中國大學規劃的兩大軟肋。

正常的情況應該是，規劃是大學戰略管理的一部分，是一個持續的、循環的過程。它主要包括以下三個階段：規劃（研究分析戰略與規劃，產生思路與選擇），形成文件，實施與監控。在大學規劃制定過程中，要解決好三個維度的問題。第一維度，也就是縱向的維度：“大學歷史—大學現實—大學未來”維度。它主要是發現大學自身的長處與不足，是對大學自己的一個體檢。第二維度，就是橫向維度：“外國大學—中國大學—自身大學”維度。它主要解決是大學自身的特異性問題。大學要在與其它大學的比較中，找到自己的優勢與不足。第三維度，也就是空間維度：“國際環境—國內環境—學校優勢”維度。它主要是解決大學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問題。大學的發展，離不開它所處的環境。利用好環境，服務好環境，是大學規劃應該著力解決的問題。規劃要在三個維度上，找到大學的位置，找到大學的潛在發展點和未來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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