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應當做教師？

　　你喜歡當教師嗎？

在一次中學教師培訓班上，我向學員們提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在你們當中，有多少人是從一開始就想當老師的？沒有一個人舉手。第二個問題是，那你們為什么又成為教師了呢？答案就比較多了。比較集中的有：為了謀生；高考成績不高，只能上師范類院校；家里窮，上不起別的大學，只能上免費師范生，等等。我又問了第三個問題，你們已經教了十幾年書，現在有多少人是喜歡當老師的？只有四個人舉手，不到整個學員總數的二十分之一。三個問題問完，我開始講課。但直到離開教室，我的腦海里始終縈繞著這三個問題和老師們的回答。參加培訓的老師來自當地一所小有名氣的中學。他們對于自己職業的態度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的中學和小學呢？　　

我沒有做過更詳盡的調查，不知道目前在中國的1400多萬專任教師中，有多少人是真正喜歡做教師的，有多少人僅僅是以此謀生的，還有多少人是完全不喜歡但不得不去當老師的。我不知道，當師范院校招生時，招生人員有沒有問過填報志愿的學生：你喜歡當老師嗎？我也不知道，當學校招聘教師時，人事部門有沒有問過前來應聘的畢業生：你喜歡當老師嗎？　　

今天，中國的教育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許多數據已經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但教師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似乎遠未到達他本該有的位置，喜歡從事教育事業的人似乎也沒有想象得多。媒體上，經常可見關于校長和教師“虐童”、性侵的報道。教授被稱為“叫獸”，專家變成了“磚家”。曾經何其崇高的“天地君親師”中的“師”，某些時候卻演變成了令人厭惡的“眼鏡蛇”。“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我們這個民族曾經把知識看得何等神圣，今天我們本該更加尊重知識，更加尊重傳授和創造知識的人——教師。但遺憾的是，“家有三斗糧，不當孩子王”，即便是教師自己的孩子也不再愿意繼續教書育人。那些曾經令我們無限敬重的教育世家已經漸漸消失在歷史深處。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來自兩個方面：一是20世紀初葉，“打倒孔家店”運動在推翻舊文化的同時，也隨之丟棄了以往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更為沉重的打擊則是來自“文革”對學校教育的摧毀。另一個更為直接的影響則是來自于20世紀90年代以后各類社會群體之間的經濟收入差距。微薄的工資不足以吸引優秀的人才投身于教育事業，即使那些原本喜歡教學的人也因為收入低而放棄了做教師的理想。面對這種情況，政府開始加大對師范院校的支持力度，通過“免費師范生”等項目，為教師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性保障措施，力求保證基礎性的教師數量。然而，在教師收入整體偏低的情況下，通過行政手段人為固化教師群體，卻進一步阻礙了高素質人才進入教師行列。由此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政府越是對師范院校提供政策性照顧，社會就越會形成對師范院校的歧視性認識，學生就越不愿意報考此類院校，政府就必須進一步加強政策性支持力度。

什么樣的人才能成為教師？　　

不是所有的師范院校的畢業生都適合成為教師，也不是只有師范院校的畢業生才能成為教師。在我看來，教育學理論固然很重要，但僅僅是懂得了教育學理論并不意味著一定能夠教好書，而且能成為一個好教師。在所有可能影響一個教師是否優秀的因素中，愛孩子應當是首要的一條。一個人如果不喜歡孩子，看見孩子就嫌煩，他怎么可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呢？很可能孩子還會成為他的出氣筒和發泄對象。只有愛孩子的人才會喜歡教書，只有喜歡教書，才會想方設法整天琢磨怎樣才能使孩子喜歡學習，幫助他們成長進步，也才能體會到作為教師的成就和快樂。　　

世界上有兩種人，有的人喜歡孩子，也有的人不喜歡孩子。喜歡孩子的和孩子在一起總是很開心，也很有耐心，不喜歡孩子的看見孩子就不高興，聽到孩子哭鬧就莫名其妙感到煩躁。這兩種人我們在生活中經常可以見到。同樣，世界上有的人喜歡教書，有的人不喜歡教書。喜歡教書的走進課堂就興奮，有足夠的耐心回答學生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問題；不喜歡教書的走進課堂就像上了刑場，恨不得早早把50分鐘應付了事就可以夾包走人。這兩種教師我們在生活中也可以經常見到。　　

為什么教師一定要選那些真心愛孩子的人呢？這是因為，和醫生一樣，教師也是非常特殊的職業。這兩種職業都不能被視為簡單的謀生手段，而必須具有某種超越性的精神吸引力。從事這兩種職業的人必須要憑良心和對工作本身的專注癡迷來保證工作質量，否則就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和傷害。因為對他們的監督過于困難，從而在事實上無法實現。在企業里，對員工的監督可以憑借業績，但教師的業績是學生，學生的成就往往在二三十年后才能顯現，又怎么可能在當下判斷出教師是否盡到了自己的責任？　　

教師和醫生都是天生的從業者。對他們而言，都不宜中途轉換職業。除了教書育人和救死扶傷之外，他們不應當再有其他的欲望，任何其他領域都不能構成事實上的誘惑，從工作本身當中他們已經獲得了足夠的成就感和樂趣。要做就做一輩子：當一輩子教師，做一輩子醫生。如果要把醫生和教師當成跳板，那會玷污這兩種職業的圣潔。　　

正因為如此，人類社會通過兩種方式來解決教師和醫生的激勵問題：對于教師而言，通過嚴苛的要求選擇那些真心喜歡教書的人，為他們提供穩定豐厚的收入，使他們僅僅憑借教書就可以維持相對高水平的生活水準——但也不會太高，因為真正喜歡教書的人用不了太多的錢。同時，為教師提供寬松的外部環境，讓他們盡可能從容自由地思考和創造，給予教師較高的社會地位，受人尊重，使教師在貨幣收入之外還能夠獲得強烈的非貨幣滿足感。對于醫生而言，通過長時間的專業訓練和高成本來甄別出那些真正喜歡救死扶傷之人，為他們提供高額收入，以彌補他們為成為醫生而付出的成本，同時可以維持很高的生活水準——這樣他們就會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臨床和研究上，不需要分出精力去干別的事，并且強制性要求醫生立下誓言，用內心崇高的道德法則約束自己的行為。　　

今天中國的各類教育機構看上去很像一個缺乏遠大理想的企業。在基礎教育領域，對教師的業績考核標準是學生的考試成績，所以每一個教師都不得不變成“監工”，要把學生的最后一絲力氣都榨出來以獲得好的成績，這樣他才會獲得更高的收入。至于什么對學生的長遠發展有利，怎樣才能培養出優秀的創新性人才，已經不再是教師考慮的問題。這樣一來，學生和老師的關系在某些情況下就發生了根本性的異化：不再是師徒關系，而是赤裸裸的利益關系。成績不好的學生被教師棄之如敝屣，因為他們對增加教師收入不但毫無價值，反而是巨大的負擔。而成績優秀的學生對教師也沒有感激之情。因為他們既痛恨大規模的重復性訓練，也很清楚老師關注自己的功利性原因。因此，難怪學生和家長對教師不再給予尊重和敬畏，因為你和他們沒有區別——而原來是有區別的。在高等教育領域，對教師的業績考核是科研論文的發表數量和引用率，教師當然不會把本科生的教學視為最重要的工作。喜歡做科研的人把精力大部分投入到科研上，不喜歡做科研也做不了科研的人把精力大部分投入到兼課賺錢上，又怎么可能保證本科教學的質量呢？　　

教師是教育中最核心的因素。沒有好的教師群體，就不可能培養出高質量的優秀人才。在教師選任問題上，我們應當進一步拓寬視野，不僅從師范院校招聘“科班出身”的人，也要從綜合性大學中招收那些真正喜歡孩子和教學的人。在這一點上，我們已做出一些探索，但還不夠。在美國，芝加哥大學這樣的頂尖大學能培養成千上萬的杰出教師，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最著名大學的許多博士因為喜歡“做更有意義的工作”而選擇了在中學教書，相當多的大學教授——包括眾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對基礎教育持續投入了巨大的興趣、熱情和精力，大學對此非但沒有限制，反而給予了有力支持。這些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秦春華，作者系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小題系編者所加，配圖均為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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