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供給側改革是今年全國“兩會”高度凝聚的共識之一。李克強總理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出，今年要重點做好的工作之一，就是“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

要改革就必然會涉及到改革成本問題。當下供給側改革的攻堅任務，就是要堅決淘汰落后產能，有序退出過剩產能，而在這個過程中，也要做好部分下崗職工妥善安置處理的工作。

這可能會讓人勾連起一些關于上世紀90年代“下崗潮”的記憶。不過基于種種因素綜合判斷，此次供給側改革不會引致所謂第二次“下崗潮”。

首先，此次改革的觸及面要比上世紀90年代小得多。資料顯示，1995年我國城鎮國有單位就業人數高達1.13億人，占就業總人數的59.14%;與此同時，虧損國企的占比則高達40%左右，兩者結合，導致1999年年末累計下崗職工人數高達2440萬人。而目前的情況是，2013年城鎮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已經下降至6365萬人，占比僅為16.61%;更重要的是，歷經20年優勝劣汰后的國企總體經營狀況，早已遠非當年可比，需要采取兼并重組或破產清算等措施的“僵尸企業”占比很小。

其次，此次改革的財政“托底”力度要比當時大得多。這主要因為中國的財力比之當年，已經有了驚人的飛躍;再加之財政支出的重心，也在積極轉向改善民生，僅中央財政，今年就專門安排了1000億元專項獎補資金，重點用于職工分流安置;同時通過減稅降費，為企業和個人“減負”5000多億元。

最后，此次改革的外部環境，比起當年要“給力”得多。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非公有制經濟不斷發展壯大，GDP產出所占的比重已超過60%，稅收貢獻率則超過50%，就業貢獻率更是超過80%。因此，與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孤立無援”狀況迥然不同，時下非公經濟已足可為供給側改革提供就業緩沖余地。

其二，伴隨經濟結構持續優化，我國就業增長彈性系數已邁出下行期轉而進入上升通道。譬如“十一五”期間，我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增加就業量100萬人左右;“十二五”期間，這一指標進一步提高至170萬人左右。預計隨著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就業貢獻率高20%左右)比重加速上行，由經濟增長而拉動的就業量增長將更為顯著。

其三，中國的人口紅利已見頂下行，2012年起勞動人口占比已終結此前多年上升趨勢。而這一供需關系重大逆轉，從根本上決定了就業市場整體狀況，即使在經濟增速有所放緩的情況下仍不斷好轉。目前求人倍率已基本穩定在1以上，很多時候甚至超過1.1的水平。可見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已總體進入需求大于供給景氣區間。

當然，供給側改革不會引發“下崗潮”，絕不意味著下崗職工安置工作無關大礙。每一位與此問題相關者，有必要時刻提醒自己做換位思考，全社會也應當匯聚力量真切扶助下崗職工。只有這樣，改革才能不失其“造福全民”之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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