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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委員:我國高等學校“評價體系”亟待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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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委員:我國高等學校“評價體系”亟待重構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委員、四川省教育廳副廳長王康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關鍵點和要點,不是擴大高等教育的規模,也不是讓更多的專科學校變成本科學校,不是要低水平地制造更多的碩士點、博士點,發表更多的所謂“論文”,而是要提高高等教育服務改革創新的能力,提升高等教育引領和支撐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 

據調查,目前制約我國高等教育科學發展的主要原因,是現行的評價方式、評價體系和評價要素過于傳統、單一和粗放,并嚴重脫離于實踐、滯后于發展。當前,我國衡量一所高校水平高低的主要尺度,仍然是考察其占地面積的數量、建筑面積的數量、在校師生的數量、教授講師的數量、重點學科的數量、論文發表的數量、獲獎成果的數量及其影響因子的高低,而不是高校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即高校的學科建設與發現、發明的相關率,高校的專業建設與行業發展的吻合率,高校的人才培養與雇主需要的適應率,高校畢業生的有效就業率、高校的科技研發與成果轉化的有效率,等等。

王康表示,鑒于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高等教育的發展質量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競爭力,因此,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就必須以全球的視野和競爭的需要來審視我國的高等教育,改革制約我國高校科學發展的種種弊端,重構我國高等學校的“評價體系”。 

他建議:第一,引導高校樹立“分類定位”、特色發展的理念。服務社會是高校的基本職能,而社會事項豐富多彩,各行各業色彩斑斕。行分千種,業以萬計。高端有高端的需要,中端有中端的訴求,低端有低端的市場。發展需求的千姿萬態,呼喚不同的高校走“分層次定位”“分類型發展”的服務道路。然而,由于“分類定位”“特色發展”的意識淡薄,加之受傳統、單一評價方式的影響,我國絕大多數高校都把“北大”“清華”作為自己學習、追趕的目標。這不僅造成了我國高校的“千校一面”“趨同發展”,而且也擾亂了不同高校的不同使命。使得本該去追求世界一流、引領全國發展的高校(例如,“985”、“211”)不去對位盡責;本該為地方發展服務的高校(地方屬高校)又俯不下身子,扎不進本土;本該為行業發展服務的高校(行業屬高校)則走不進行業,難融入發展……結果是該高的高不上去,該低的低不下來;該引領的落后于潮頭,該支撐的跟不上發展。可見,“分類定位”“差異發展”的意識淡薄,是制約我國高等教育質量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建議教育部加大工作力度,引導中國高校樹立“分類定位”的特色發展的理念。 

第二,探索建立“分類評價、對位考核”的機制。目前,我國對高校的優劣考察與評價,還停留在將不同類型的高校簡單地放在一起,進行部分要素的綜合數量評價上。因此,難以對不同類型的高校進行科學的評價。由于不同類型的高校(例如,“追求世界一流的高校”與“為縣(區)服務的高校”),在發展的目標、所欲解決的問題及其著力點等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此,只有按照分類評價、分層要求的原則,依據不同的發展定位、依據差異化的服務類別來對不同的高校實施分類評價。例如,將“追求世界一流的高校(985高校)、追求國內一流的高校(211高校)、為省(區)服務的高校、為行業服務的高校、為產(事)業服務的高校、為市(州)服務的高校、為縣(區)服務的高校”……等等,分別歸入不同的類別,并按不同的要求和標準來開展評價,才能在杜絕不公的同時,引導我國的高等學校科學定位、特色發展。 

與此同時,教育部門在評價一所高校的優劣時,不僅要看它的發展定位是否科學,而且要看它對位工作做得如何?看它“定位”與“對位”的吻合率如何?所謂“對位”是指經過一段時間的建設和努力,其“實際水平”與“發展定位”之間的吻合程度。例如,現有的專業支撐發展的能力與水平,科研項目的來源,科技成果的去向、畢業生的就業與薪酬,受雇主的歡迎程度……等指標,與其原有“定位”的吻合程度。這個吻合程度的浮動空間可以是0%—100%。一般說來,“對位”與“定位”的吻合率越高的學校(或學科、專業),其辦學的水平也就越好。建議逐步探索建立并公布中國各高校“發展定位”與“實際對位”的吻合率的排行榜。讓全社會都能夠了解我國近3000所高校的“發展定位”與“實際對位”情況。 

第三,逐步加大對高校貢獻率的考察與權重。在我國現行的高校評價系統中,由于忽視和淡化了對高校貢獻力(高校服務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能力和水平)的考察,致使我國許多高校在工作重點和發力方向等方面都出現了偏差,不少高校的各種數據都很好看,但就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就是不能引領產業(事業)發展,就是培養不出支撐行業升級換代的急需人才。因此,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就必須加大“貢獻率”在高校評價系統的比例與權重。 

第四,出臺“績效考評、獎優懲劣”的政策。長期以來,由于教育管理部門只是倡導了高校要有自己的發展定位,而忽視了對定位推進工作的督促和檢查,致使不少高校雖然制定了“發展定位”,但這個“定位”大多只是寫在文件上,出現在匯報里,至于如何落實、何時落實到位,卻鮮有人問津。因此,時至今日,“211工程”學校已建設了24年,“985工程”高校也已建設了17年,但哪一所高校擬何時實現建設目標(在哪些學科領域進入世界一流或擬解決哪些國家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的重大科技問題),卻沒有明確的說法和具體的時間要求;如果干得好,將給予什么獎勵?完不成建設任務,又將給予什么樣的處罰?……這些問題都未落小、落細、落實、落地。正負激勵機制的缺乏,使得“211工程”和“985工程”變成了一些高校沽名釣譽的工具,也使得一些理應完成國家重大使命,并依靠國家巨大投入而只完成了部分建設任務的高校,卻憑借著一些成績在地方本科高校、在高職高專院校面前耀武揚威,甚至與許多弱小的學校爭資源。為此,建議政府和高校要在注意“抓定位”的同時,強力地“促對位”,并根據定位與對位的吻合率來行獎懲。進而建立起一套“獎優懲劣,賞罰分明”“進入與退出”并行的激勵機制,對于那些只重名譽、缺乏實干、不能完成既定任務的高校,除了撤銷其名譽、停撥專項建設經費外,還應給相關領導和責任人以必要的問責。 

總之,只有以改革的姿態,務實的精神,來重構我國高校科學發展“評價體系”,才能有效“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促進高校辦出特色、提高水平、彰顯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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