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量吸納外來人口的北上廣一線地區，北京市目前的異地高考政策，尚未對非戶籍學生放開普通本科層次的限制，只允許報考高職院校，且設置了“6年連繳社保”等門檻;上海則是實行與居住證制度相掛鉤，積分門檻設置明顯偏高——相較于此，廣東省的異地高考改革進程無疑處于“領跑”位置，頗值得點贊。

截至2014年廣東省高考本科錄取率為34.8%，尚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38.7%;另一方面，截至去年廣東義務教育階段非戶籍學生到達437.87萬人，規模全國最大。在這種情勢下，廣東全面放開異地高考政策，既非易事，也需要一定的智慧與勇氣。這體現了處在改革前沿的廣東所慣有的包容性，廣東經濟總量連續二十多年穩居全國第一，與這種包容性不無關系。

處在一個“流動中國”的階段，各地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能否順暢，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對外來人口尤其是一定程度技能人才的吸納能力。據《中國流動人口報告2015》介紹，我國流動人口已達2.45億人，貢獻了23%的全國GDP。而國家衛計委預計，未來十幾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將持續增長。這種背景下，放開異地高考實質上已經牽扯到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動力。

當然，廣東放開異地高考也做了某種意義上的利益平衡，即總的錄取率不降低。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合理調配資源，向教育部和外省院校爭取增加在廣東投放招生計劃數;二是教育部明確要求部屬重點院校在安排招生計劃時向生源大省傾斜，適當向隨遷子女較多的省份增加計劃數。也就是說，在接受優質高等教育方面，異地高考政策的放開不會太多沖擊戶籍考生的利益，從而消除了此前全面放開異地高考會“劫富濟貧”的種種擔憂。

事實上，“提高人口大省高考錄取率”，“部屬高校要公開招生名額分配原則和辦法，合理確定分省招生計劃，嚴格控制屬地招生比例”，已經寫入了國務院2014年印發的《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從基本面上來說，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招生計劃分配，開始觀照各地的考生基數，這是一種新的調整和進步。

既然如此，從優質高等教育機會公平的角度出發，在全國層面上應該有一個明確、科學的基于隨遷子女高考數量的部屬院校招生計劃分配方案。一定程度上，這才是鼓勵各地全面放開異地高考政策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