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圓職業棒球夢，從事棒球運動14年的劉源選擇出國留學，圖為在他加拿大參加棒球比賽。

回美國的前一天，劉源忙著在清華大學的棒球場攢了一場比賽，陸陸續續來了近20個男孩兒，“全是一起打棒球長大的哥們兒，現在都各奔東西了。”他坐在場下，看見有球飛出球場便跑去撿，看見誰在場上待得太久便招呼：“換換人，大家都上場打打”。

有時看到場上屢屢出現壞球，他也手癢得想試試，但一想到這個場地是以800元一小時租的，他便會按捺住沖動，“我的目的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打打球，聊聊往事，讓他們多打會兒吧，明天回去，我又要過看見場地就‘想吐’的日子了”。

第二天，他在朋友圈寫下“走了”兩個字，然后附上一首《20歲的眼淚》：“是20歲的男人就會離開，能夠離開所有柔情的牽絆，是20歲的男人就不該哭泣，因為我們的夢想在他方……”

他一直努力想當最后一個走出力量房的人，可總是會有隊友和他一樣加練到很晚才離開，“他們對棒球的執著，那種為了夢想的付出打動了我，相信努力是不會說謊的。”

參加高水平比賽并在比賽中被大聯盟的球探相中，這是劉源成為一名職業棒球運動員最好的方式。從小打棒球并把加入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LB）視作終極愿望，劉源在高考的當口意識到，“不能過早結束我的夢想。”2013年，他在微博上結識了一位知名棒球人，為自己爭取了去加拿大打球讀書的機會，一年后，他被美國球探相中，不僅拿到了美國大學的錄取通知，也得到了全額獎學金。

剛到美國時，劉源有些不習慣。畢竟，在加拿大讀高三時，他寄宿在一個冰球家庭里，時常和全家人一起去看冰球賽或是在院子里和弟弟妹妹們玩耍，始終充滿家庭的溫暖，“教練家里5個孩子，4個都打冰球，一到周末有比賽，全家都會去場邊助陣。”但在美國，劉源只能形單影只。

就讀于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所公立社區學院，劉源能參加的賽事級別為全國初級大學體育協會（NJCAA）的一級聯賽，要想實現夢想，“先被大聯盟的球隊選上是第一步，然后去大聯盟所屬的小聯盟球隊打拼。”但現實中，不少年過30的小聯盟球員還在為進入大聯盟而努力，劉源十分清楚現實的殘酷。

和劉源同在丹佛小鎮上的還有一個中國女生，由于經常代表學校參加排球比賽，“常上報紙，小鎮的人都認識。”但更多時候，教練希望兩個中國孩子能多和外國朋友相處，“盡快克服語言障礙，適應他們的思維方式。”在這過程中，劉源把棒球作為溝通的途徑，努力尋求認可，“我每天5點起床，訓練完還要去圖書館，如果成績沒有超過標準，我比賽的資格也就泡湯了。”

原想著出國后學業能得到“解脫”，沒想到曾經“耽誤”了學習的棒球，現在竟成了讓劉源伏案奮筆的原因。這讓媽媽孫志云感到吃驚，“那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他說要上圖書館了，我和他爸都嚇了一跳，從小到大都沒有過這事兒。”但在寄予希望的同時，又擔心劉源吃不消，“有時看他回復‘嗯’、‘啊’，字不多，就知道他很累或是不開心，我就不再多問了”。

為了趕上球隊進度，劉源一年中在家的時間最多兩個月。他一直努力想當最后一個走出力量房的人，可總是會有隊友和他一樣加練到很晚才離開，“他們對棒球的執著，那種為了夢想的付出打動了我，相信努力是不會說謊的”。

令應瑜光沒想到的是，她的身材確實受到很多外國學生的認可，“常有人跑來問我怎么健身，甚至有人隔了幾個月來夸我‘上賽季進了一個漂亮的球’。”

同樣是校隊成員，應瑜光卻不是“被選中”的，這個在國內就自己組建足球隊的浙江姑娘，能成為加拿大薩省大學女足校隊成員，完全是因為毛遂自

“職業球員”曾經是應瑜光醞釀過卻被父母掐斷的夢，為了吸引專業教練的注意，她選擇到北京上大學，并在學校創建了一支女足隊伍，“沒有指導老師、只參加過一次北京高校聯賽，成績不好便沒有然后了。”那時，她常去清華“蹭比賽”，到了加拿大后，找校隊蹭球踢的應瑜光卻意外被接納，“結果第一堂課就差點兒練吐了”。

一小時100個俯臥撐、拿著25磅重的杠鈴片弓步走，幾堂課下來，身形嬌小的應瑜光竟有了令自己擔憂卻讓別人羨慕的肌肉，“太壯了不好看啊”，亞洲人的審美包袱偶爾會讓她對訓練產生猶豫，教練卻總在這時給大家鼓勁說：“你們的男朋友會很為你們驕傲的”。

令應瑜光沒想到的是，她的身材確實受到很多外國學生的認可，“常有人跑來問我怎么健身，甚至有人隔了幾個月來夸我‘上賽季進了一個漂亮的球’。”漸漸地，主動搭話聊天的陌生人多了，邀請她打冰壺、滑雪或健身的朋友也多了，有時，教授也會參與其中，“快40歲的人，不戴護具，踢起球來還特別猛，還是坐鎮中后場的清道夫角色，完全不害怕”。

關于身材的影響力，美國密歇根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李韜之也頗有感觸，“國外很多學生從小就有運動習慣，身體普遍壯碩，談戀愛都占優勢。”加上學校對體育的推崇隨處可見，“尤其是打NCAA（美國大學體育總會）一級聯賽的隊員，除了可能享受全額獎學金外，還能享受別人崇拜的目光，比如進酒吧大家都要排隊，運動員刷臉就能進去，因為他們常出現在電視上”。

這讓很多中國留學生也躍躍欲試，李韜之笑稱，自己不少同學都是來自工科很強的高校，不乏“一說編程眼睛就冒光的DOTA（網絡游戲名稱——記者注）男”，但幾個學期下來后，“進健身房的轉換率能達到50%”。

此外，運動除了幫助留學生建立生理上的信心外，也能排解心理上的壓力。剛到美國密歇根大學讀研期間，李韜之有過一段語言適應的階段，“比如小組討論，他們說得很快，你聽不懂就沒反應，大家就以為你很笨。可每天和他們打一兩個小時籃球，熟了以后，他們便了解你的癥結在于語言，甚至會主動幫你解決問題”。

他有了在喀山組建中國留學生足球隊的想法，只是，他沒料到中國學生數量不少，找人踢球卻很困難，“對體育不感興趣的占多數，偶爾有打籃球的，踢球的基本上沒有。”

“基本上不會有那種美國校園的體育明星。”剛剛從德國慕尼黑理工大學畢業的朱曉玉表示，和美國、加拿大不同，德國學生的體育生活更加個人化，但選擇性很寬泛，“冬天滑雪、夏天去湖里游泳，還包括潛水、劃船、擊劍這些國內學校不常設的課程。”但通常情況下，學校會提供場地和體育課，學生需要注冊，且按照不同課程來付費，“基礎卡大約8.5歐元一學期，如果到20幾歐元，便可以使用健身房”。

朱曉玉發現，僅憑對體育的愛好，想融入當地的社交圈并非易事，即便周末彼此會邀約去森林徒步、有球賽時亦會三五成群在酒吧看球，“但對看重個體自我成就的德國人而言，體育能增加對你的好感，不代表會輕易接納你進入他們的圈子。”因此不難理解，著名球員施魏因施泰格騎車買咖啡時會被外國游客索要簽名，但旁邊的市民卻無動于衷。

所以，喜歡打籃球的朱曉玉最終結識了一幫中國球友，從陌生到熟悉，時常也能在異國湊個飯局，而德國的球伴“通常打完球就散伙兒了”。

可對于在俄羅斯喀山留學的王時禹而言，“把中國留學生聚起來”是他想主動做的事。這個對足球癡迷到會在周末用衣服捆個圈，效仿貝克漢姆朝輪胎射門的東北男孩，曾經在俄羅斯參加過學校里以“國家”為單位的比賽，無奈中國學生難以成隊，他只能混在“雜牌軍”中“輸得特慘。”去年，他有了在喀山組建中國留學生足球隊的想法，只是，他沒料到中國學生數量不少，找人踢球卻很困難，“對體育不感興趣的占多數，偶爾有打籃球的，踢球的基本上沒有。”于是，籌備了約3個月，包括幾名零基礎的隊員，球隊才形成了8名主力兩名替補的陣容，每天晚上由王時禹指導訓練，“不怕現在實力差，慢慢就能練起來，好歹是原汁原味兒的中國隊，有歸屬感”。

作為俄羅斯的“體育首都”，喀山不乏體育氛圍。到主場比賽的周末，王時禹會帶著花幾十元買的球衣去現場支持喀山紅寶石足球隊，平日里各大高校及留學生組織舉辦的賽事也不乏參與者，甚至還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參與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世界游泳錦標賽等國際大賽，只是與王時禹一同為體育奔走的，始終鮮有中國學生的面孔，“還是在宿舍里宅著的比較多”。

比賽時下起了瓢潑大雨，隊員按要求離場，被澆透的李韜之剛站起來，身旁的死忠球迷就問他：“你去哪兒？難道你以為這等于比賽結束了嗎？！”

觀看主隊賽事，算得上能讓中國留學生融入當地體育文化最迅捷的方式。李韜之還記得首次觀看密歇根大學狼獾橄欖球隊的主場比賽，沿途都有賣球衣的小棚子，“所有人穿的都是標志上的藍色和黃色，穿個其他顏色的衣服都沒法兒走”。

位于密歇根大學中的密歇根體育場，堪稱世界上最大的校園球場，至今維持了連續250余場上座率超過10萬人的紀錄，“也就是三四十年球場有比賽時都處于爆滿狀態。”李韜之放棄了賽季前收到學校推送的250美元季票，到現場才發現“單張已經賣到了300美元”，但他依然坐進了黑壓壓的觀眾席。“第一場對東密歇根，贏面很高。”但比賽時下起了瓢潑大雨，隊員按要求離場，被澆透的李韜之剛站起來，身旁的死忠球迷就問他：“你去哪兒？難道你以為這等于比賽結束了嗎？！”他待在原地往四周看了看，發現無論20歲還是60歲的球迷，都在電閃雷鳴中穩坐在原地，等比賽重新開始。

從那之后，他便真心實意地坐在那座球場里見證了菲爾普斯等校友回歸、老兵紀念日時為球場工作了四五十年的工人站在球場中央，“高質量賽事加情感的引導，很容易建立學生的榮譽感。”李韜之現在能隨口說出球場的設計容量為“109901人”。

這種橄欖球的精神，周圓在實習的日本公司里也體會過，“創始人曾經打過美式橄欖球，所以剛進社時，他們介紹的經營理念都能看到橄欖球規則、技巧的影子。”在日本筑波大學學習健康增進學的周圓表示，對體育的崇尚在很多日本企業中都可窺見，“通常剛畢業的大學生工資為20萬日元，但有籃球特長的學生如果被公司簽約打球，一開始便能有五六十萬日元的收入。同時，在求職投簡歷時，會留出專門的一欄填寫你的體育特長，有體育技能的人會受到青睞。”但令她印象最深的是，在日本，人們把體育和健康密切聯系，運動教室同樣會請專業講師講解老人、孩子等群體的牙齒保護、如何吞咽、三餐搭配等非常細致的問題，這啟發她決定在職業方向上關注老年人的健康問題，周圓在本子上謄抄翻譯了一套健身動作，“準備回國給家里老人試試”。

“專業課的討論，中國學生喜歡用奧運會作案例，其他學生則集中在職業體育。”李韜之同樣感受到課堂上中外留學生對體育認知的差異，甚至雙方選擇體育管理專業的目的都不太一致，“以前的同學，高考上來可能并不想選這個專業，學的時候也不知道將來如何使用。

但國外這個專業已經非常細化，需要帶著職業技能的訴求來上課，你要做賽事運營、還是場館管理等等，職業規劃方向非常清晰。”

基于這種差異，李韜之回國后選擇創業，成立了一家體育留學咨詢公司，依托市場需求，生意“比預期好”。但“很久沒能打籃球”依然讓他有些困頓，“即便有時間，想約一群人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打球并不容易，況且不是天冷就是霧霾，我只能找地兒跑跑步了”。

學習動物營養學的應瑜光（右二）與同學參加室內五人制足球賽。

體育何以成為中國留學生的敲門磚

在昨天抵達加拿大多倫多前，英達的行程多與冰球有關——作為領隊，帶領北京隊小選手參加國家少年隊選拔賽；作為嘉賓，出席加拿大大使館的冰球晚宴。現在的英達，除了“著名導演”的身份外，“冰爸”也成為他的標簽，正是兒子英如鏑的選擇，才讓他樂此不疲地跨海越洋。

英如鏑曾是名揚海外的“虎仔隊”成員，并在2007年，與宋安東、李歐等球隊中堅力量相繼赴美國、加拿大留學，成為中國第一批少年留洋冰球運動員。去年6月，宋安東被紐約島人隊選中，成為北美職業冰球聯盟（NHL）中國第一人，也被國內媒體視作“中國職業體育家庭模式培養的范例”。

據媒體報道，從宋安東10歲起，這個家庭開始長期兩地分居，父親每兩三個月往返一次國內與加拿大，母親則常年駕車帶著宋安東及弟弟奔波于各項訓練和賽事之間。而包括英達一家在內的中國“海外冰球家庭”，情況也十分類似。英達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坦言，早期的應試教育令部分留學生感受到體育競爭中的弱勢與不足，使得近年來留學生的年齡越來越小，“從我們那個時代出國讀研、讀本科，已經發展到今天的讀私立高中或初中，體育成績也在錄取中越來越重要。”而北美流行的冰球，恰是不錯的選擇，“不要求超常的身高體重，更適合頭腦聰明擅長技術的中國孩子，如果這孩子湊巧很勇敢的話”。

逾之更甚的，還有高爾夫、擊劍及馬術等個人項目。“因在美國，高爾夫普及程度遠遜于棒球、籃球、橄欖球，為此給準備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提供了入名校、申請獎學金的機會。”據美國《僑報》報道，高爾夫已被列入2016年的奧運項目，“目前許多準備送子來美留學的中國家庭，也在積極創造條件讓孩子投入高爾夫球的訓練，其目標并非奧運會”。

當體育成為叩開世界的“敲門磚”

2005年丁俊暉名聲大震后扎根英倫，2007年宋安東遠赴加拿大，都被著名體育學者易劍東視為“我國第六次留學熱潮”的一個變化，“自洋務運動、甲午海戰、上世紀30年代的軍事及科技人才留洋，到解放初期留蘇，至改革開放后的出國熱，尤其在后期，體育很少成為留學的目的。而丁俊暉和宋安東正是去國外尋求體育的發展，這代表了一個趨勢，包括現在希望去學習體育管理、運動康復等專業學科的學生，也包括發現體育項目可以加分，發揮其‘敲門磚’功能的孩子”。

“以美國的大學為例，有獨特體育特長的學生很受學校青睞，美國的體育社團非常多，每個體育社團都會要求美國的學校招生辦公室，留意相關體育特長生，鞏固自己的體育團隊，如果這個學校籃球社團缺少后衛，恰好這個學生的特長是籃球，那么他的錄取幾率就會大很多。”據金吉利留學美國六部咨詢師宋欣悅表示，目前，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對于體育特長生青眼有加，且在項目上也有區分，“美國更喜歡棒球、橄欖球、籃球等，加拿大則傾向滑雪、冰球等，澳大利亞則看重潛水等”。

據記者了解，以德國為例的部分歐洲國家，對于有體育特長的學生鮮有優惠政策，且即便在美國和加拿大，如果并非體育專業能力特別突出、且因此被校方相中的留學生，體育技能通常只能增加被錄取時的“印象分”，幾乎沒有實際的優惠政策。但金吉列留學加拿大事業部顧問彭義雯表示，這種“印象分”不可忽視，因國外大學的評價體系非常注重人格健全，體育是塑造人格的重要手段，所以對選擇體育理論專業的學生而言，有體育背景的學生能更好地適應國外的授課模式，而普通學生則應在學習能力的基礎上，增加體育方面的知識，“男生可以盡可能多地了解球類運動，女生則可以學習瑜伽、舞蹈之類，甚至可以學習有中國元素的體育項目，這樣，出國后就能更快地融入社交圈”。

為何美國大學如此重視體育

之所以體育能充當留學海外的“敲門磚”，在易劍東看來，是因為體育是國外大學文化中最顯性的因素，尤其以美國最為突出，“除了在人際交往上更便利，對于人格完善的價值不可替代外，不排除高校也有開拓中國體育市場的愿望”。

“目前包括哈佛、耶魯等名校在內，拿到通知書不去的學生也有百分之十幾的比例，而體育就是招人的重要方式。” 易劍東介紹，美國的各個大學都有項目各異的運動隊，且校隊人數在學生中比例較高，“因此，體育和大家都能產生聯系。”而美國高校體育的市場化運作也十分成熟，體育已經成為各學校品牌彰顯的最顯性、最重要的因素，“中國家長朗朗上口的‘常青藤盟校’正是體育賽事的聯盟。每逢招生季，高校宣傳冊上的主要內容都是體育，其實更像招商宣傳冊。”對于美國高校而言，聯賽的成績不單是學校的面子，還是“搖錢樹”，因為大學聯賽的門票及電視轉播收入，比職業聯賽也差不了多少，“學校里薪水最高的人往往是教練”。

去年底，美國西海岸的體育高校聯盟 Pac-12主席斯科特帶領兩支籃球隊到中國交流，他向中國青年報記者介紹，這個由12所美國高校組成的聯盟擁有7000多名運動員，如果把聯盟中的運動員組成一個國家，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拿到的獎牌可以登上獎牌榜第五名，而且聯盟有自己的廣播電視網絡，可以播送850項體育賽事。“美國的大學體育文化是現象級的。”在密歇根大學畢業生李韜之看來，這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高校無法企及的，“在國內，每年大學球隊的預算都不足以支撐宣傳，如果學校不給市場的宣傳資源，學生都不知道什么時候有比賽、去哪兒看。但在美國高校里，時刻都有體育，競技的奇跡和懸念，很容易讓人產生自豪感。”斯科特認為，這足以帶動“校友的力量”，“目前，有2.1萬中國學生在聯盟的學校，他們會不自覺地成為大學體育的粉絲，這些校友就是聯盟發展的驅動力”。

冬奧冠軍楊揚在國內經營冰上項目的培訓，她曾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越來越多有留學經歷的孩子會在假期上冰“補課”，期待能更好地融入國外學校的體育氛圍。但她也強調，隨著更多孩子對體育的熱愛，家長急功近利的態度也有所轉變，“不僅是把奧數換成體育項目，更明白體育對孩子全面發展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被培養起體育興趣的學生，一旦處于“體育不易被認可的國內教育評價體系”與“既有利于延續體育愛好又能借此得到升學機會的留學之路”間，選擇并不太難。

在易劍東看來，在體育上幾乎相反的教育評價體系，是導致中美高校體育文化出現巨大差異的關鍵，讓更多人走出國門體驗真正的體育利大于弊，“國內的體育理論很貧乏，技術上真正過關的也不多，當這些人回來后，不僅能帶來更先進的理念，也可以踐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影響他人，后發的體育國家或能進步千里。” 首都體育學院校長鐘秉樞同樣表示，“以前蔡元培提出，完全人格首在體育，但這種認識在今天的校長中不多見了，如果要真正做到國內和國際接軌，就需要轉變觀念。或許，北大清華今年對足球特長生敞開大門，就是一種轉變”。

在中國學習武術的菲力希望成為中國武術文化的傳播者。 菲力/供圖

武術是首選，踢球能交友——

外國留學生也有本中國體育經

當捷克小伙兒馬原回到首都體育學院繼續學習漢語和武術時，來自德國的“師兄”菲力還在世界各地拍電影、進行武術演出。

2013年，菲力為馬原制作了一部15分鐘的紀錄片，記錄了他在首都體育學院作交換生最后一周的心情。方塊字和刀槍棍棒占據了馬原的整個白天，僅有的生活片段，是中午馬原穿著短褲趿著拖鞋，從訓練樓出來到食堂去吃碗面。

到了周末，馬原會去教小學生習武，但指導鬧騰的孩子，對中文還不夠流暢的他來說，既是機會，更是挑戰。當馬原認真地示范踢腿的時候，兩個扎著辮子的小女孩在身后揪他的衣角，他一愣，又好氣又好笑，“或許我的中文不太好，所以覺得他們好像不太尊重我。”而幾個孩子則嘰嘰喳喳地告訴菲力，他的語言能力還要提高。

有時，馬原和菲力會和武術隊的中國學生一起練習，馬原站在旁邊看，心里十分糾結，“我很郁悶，他們的水平那么高，我根本就趕不上，但每天看這些招式，又會覺得充滿動力。”在中國的一年里，穿著一雙用毛筆寫了“武”字的白色武術鞋，馬原在墊子上翻轉騰挪度過了大部分時光，對他而言，這算得上是最幸福的事，“武術有很多種類，自衛防身、套路、拳術和器械，選擇很多，但保護和指導也得跟上。在歐洲，我只能自己在戶外練，沒有老師，常常受傷，進步特別慢。因此，這里的訓練條件和中國生活方式，讓我舍不得離開”。

一年后，馬原再次回到首都體育學院繼續學習，但為他拍攝視頻的菲力已經畢業了。自2010年來到北京后，菲力便一心想成為留學生中研習武術的佼佼者，在高手云集的全國大學生武術錦標賽上兩次拿到第三名，也讓長相帥氣的他在熱衷武術的留學生中小有名氣。

10多年前，一個“來自少林寺的中國人”在德國比勒菲爾德開了武館，想模仿功夫電影動作的菲力兄弟倆馬上拜師學藝，“在德國還有別的功夫學校，但老師不是中國人，教的武術不地道”，所以，“即便中國老師不會德語，但我們一點兒都不介意。”少林功夫豐富的動作和高難度，讓菲力“一開始學就愛上了”，從此，到中國學武術就成了他23歲時最想做的事。

盡管已經畢業了，但菲力“遲早要回來”，因為他所學的專業民族傳統體育，在國外很難被廣泛認可，他傳播武術文化的方式并不豐富——在各種背景和燈光下，和同伴用拳腳展現著中國武術的神秘，可除了“神秘”，武術的概念很難在沒有中國文化生根的地方為人所熟悉，“我想過教德國人武術，但他們學起來非常困難，所以，我想以此專業回德國找工作，幾乎不可能”。

但對外國留學生而言，要想找到適合自己的群體，武術這樣的中國傳統體育項目未必是首選。2008年來到北京時，是足球幫助喀麥隆小伙兒詹姆斯迅速成為一個“中國通”，并借此找到歸屬感——因為滿嘴東北味兒濃重的“哎呀媽呀”，詹姆斯被“夢之隊”看中當了翻譯，而能加入這支由常駐北京的非洲外交人員組成的球隊，除了他本人是華北電力大學的公派留學生外，與他在大使館工作的哥哥也有關系。詹姆斯很喜歡這個團隊，“和他們踢球，不會太計較輸贏，就圖個開心，像家人一樣”。

但成為“中國通”，正是詹姆斯和中國人踢球的收獲。北京著名的民間聯賽回龍觀超級足球聯賽，成就了詹姆斯一口流利的中文，也讓他結識了一群五湖四海的朋友，“可惜就是沒人給介紹個女朋友”。初來乍到的詹姆斯，一開始連“大家辛苦了”這句話，都難以在漢語和法語間切換，但幾場球踢下來，他的中文水平迅速提高，甚至在趙本山的小品和《鄉村愛情故事》以及北京國安現場氛圍的影響下，他還練了一口頗具特色的東北話和北京話，他下巴一揚，故意作出很顯擺的樣子，“我愛國安，因為球迷很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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