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2014屆法學院碩士畢業生徐豐實起訴北京市教育委員會不作為一案，在北京西城區法院開庭審理。

這起案件的起因是徐豐實在2014年參加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生招生面試時，認為自己在面試中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并向清華方面溝通此事。徐豐實對于清華的回復并不認可，遂向海淀區法院提起訴訟，狀告清華博士招生面試涉嫌違法。之后法院不予受理。

2015年，徐豐實上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但被駁回。此后，他又致函北京市教育委員會，也未收到答復。于是在同年9月，他向西城區人民法院提起了對北京市教委的訴訟。

徐豐實的“維權”之路不可謂不曲折。但吸引筆者注意的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面對媒體采訪時，徐豐實所發出的一段感慨：“博士生招生由招生單位自主命題，組織考試，幾乎沒有監督，博導享有一票否決，想招誰就招誰。博導的絕對權力導致腐敗。”

這其實也是引發整個案件的最本源因素，那就是缺乏監督，招考過程不透明。

事實上，在高等教育，乃至整個教育領域的很多方面，類似的呼聲不在少數。似乎每當出現某些糾紛或不法行為時，我們都會習慣性地呼吁有關部門加強監管；但與此同時，我們似乎又在用幾乎同樣大的聲音呼吁，有關部門應該放手，給高校一定的自由度和自主權。這兩大呼聲看似矛盾，卻共同構成了教育界對于目前教育主管部門的統一要求。那就是正確處理“監”與“管”的關系。

在現代漢語中，“監”與“管”的意義完全不同，監督意味著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審視某件事情；而管理則要親自插手其中，甚至要起到主導作用。但長期以來，在國內的教育領域，似乎監督和管理已經成為了一對“近義詞”——有監督的地方必然存在管理，而無管理之處也不存在監督。于是，當教育主管部門對高校的教學科研活動加大“監督”時，附帶的“管理”手段使得高校教學失去了自主空間；而在某些招生領域，當主管部門放開自主權時，相關的監督措施的缺位又導致了腐敗等事件的發生，這其實也正是所謂“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現象的根本原因。

如何將“監”與“管”正確分離，的確是一個需要正視的問題。

在此，我們其實可以借鑒一些先進的制度理念，比如在國內某些自貿區實施的“負面清單”制度——僅僅規定禁區，放開其他權利。在制定規則時，主管部門可以是“管理者”的角色，而當規則完成后，則要回歸到“監督者”角色。如此，或許要比目前“監”“管不分的情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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