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庭時間2年半、參與國家12個、庭審記錄(英文)48412頁、法庭證據4336件、出庭證人419人，僅宣讀1213頁的判決書就用去1周時間69年前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東京審判正式開庭。這場幾乎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參與國家最多、開庭時間最長、提出證據最為浩瀚的審判，將日本侵略者送上了歷史的絞刑架。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近日，在南開大學舉辦的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講堂上，我校日本研究院院長宋志勇教授以東京審判的真實為題，為師生們系統解讀、還原這段對許多人來說略顯陌生的歷史。

合法性不容置疑正義與缺憾同在

1946年1月19日，根據一系列國際法律文件和反法西斯盟國的授權，遠東盟軍最高統帥公布《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宣布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美國、中國、蘇聯、英國等戰勝國任命的法官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在東京對日本戰爭犯罪進行了審理，對日本帝國主義策劃、準備和發動對中國和亞洲的侵略、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罪行進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這就是東京審判。

針對日本一些右翼分子攻擊東京審判不過是勝者對敗者的審判、一場政治鬧劇等顛倒歷史是非的言論，宋志勇指出，審判日本侵略戰爭罪犯是依據戰時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共同意志和日本投降書進行的。盟國的共同意志體現在《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特別通告》等國際文獻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國投降，投降書明確規定，日本將忠實履行波茨坦公告中的條款，這當然包括懲治戰爭罪犯的內容。

在經過了長達兩年半的審判后，法庭判決全體被告有罪，東條英機等7名被告 被判處絞刑。那么，這些被告是怎樣選定的呢？宋志勇介紹說，其實選定過程并不復雜，被告首先是從駐日盟軍逮捕的在戰爭中起到重大作用的118名戰爭嫌疑犯中選出，美國首先提出了30人名單，中國方面則是由蔣介石圈定了12人名單，以侵華戰犯為主，根據各國提供的名單，檢察官會議進行討論，最終確定了28名被告名單，這其中就包括了中國人較為熟悉的東條英機、梅津美治郎等。

東京審判自始至終是由美國主導的，宋志勇明確表示，首先，戰犯標準和嫌疑犯名單都是美國人自己定的，未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盟國商量，此外，在參加審判的其他國家尚未到達東京之前，美國還單方面制定了法庭憲章、單方面任命美國人擔任首席檢察官，并以接待空間有限為由，限制其他國家參加審判人員的規模，例如中國作為日本侵略戰爭的最大受害國，卻只有十幾人參加，遠遠少于美國數百人的規模。

應該說，東京審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的利益，諸如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犯下化學戰細菌戰嚴重罪行的731部隊的罪責等，這是審判中留下的缺憾，但在批評這一點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完全否認美國在東京審判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的主導客觀上加快了審判的速度，有利于審判的進行，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國家在戰爭中遭受重創，在戰爭剛一結束時無力承擔如此重要的審判活動，而美國憑借其雄厚的財力及在戰時就搜集的日本罪行的大量證據，為審判的成功舉行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宋志勇評價道。

雖難以完美，卻已竭盡全力

中國是日本侵略戰爭的最大受害國和反法西斯盟國的重要一員，是東京審判的當然參加者，在談到中國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時，宋志勇著重講述了參與審判的梅汝璈法官和向哲濬檢察官所作的重要貢獻，他們認真、負責地參與了審判工作，在提供戰爭嫌疑犯名單、出庭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提供大量人證、物證、參與起草判決書、支持法庭嚴懲戰犯等方面為審判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對法庭最終判處7名戰犯極刑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看到中國在東京審判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也應看到其不足。宋志勇不無遺憾地指出，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東京審判認識不足，以為日本侵略中國事實昭彰，審判不過是走個過場，因而沒有進行足夠的準備，結果使中國處于被動局面。在證據方面，因為法庭習慣性地采用英美法系的程序進行審判，特別重視、拘泥于技術性的證據。而中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注重自由心證主義，不太注重技術性的證據。結果，中國提出的戰犯名單人數雖然不少，但大都只是空洞地列舉罪行，缺乏有力的人證、物證及相關的技術性證據，大部分證據不符合證據的技術要求，因而未被法庭采用，使一些戰犯因此逃脫了懲罰。

雖難以完美，卻已竭盡全力！講座中，宋志勇用了奮戰二字，表達對這兩位檢察官和法官的敬意。他介紹說，整場審判過程中，時間緊迫，人手奇缺，大多數成員對英美法系不熟悉更缺乏實踐，加之抗戰期間國內沒有條件也無意識收集日本侵略罪證，而日本投降前后又迅速銷毀了大部分罪證，搜集證據極為艱難困難和壓力一重疊著一重，如此艱苦的條件下，梅汝璈和向哲濬先生頂住了巨大的困難和壓力，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審判中，他們在法庭下竭盡全力搜集證據、起草判決書，而在法庭上淡定從容、正義凜然、慷慨陳詞，完成了一項又一項常人看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中華民族作出了難以磨滅的貢獻！

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除了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梅汝璈更是以一位杰出的法學教授，并曾執教南開大學。講座現場，宋志勇還向聽眾們展示了一張南開大學檔案館藏的一頁南開大學教員錄，上面清楚地顯示，梅汝璈于19301931年在南開大學任教，主要講授國際法方面的課程，每周12課時。

銘記歷史的意義不僅限于學術

東京審判給人類帶來了什么？具有什么意義？這是審判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后，人們仍然在爭論的問題。宋志勇認為，東京審判是一場嚴肅、正義的國際審判，它向全世界表明：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犯罪必定受到懲罰，此外，它還發展了國際法，對人類的和平發展事業作出了貢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東京審判與一般審判的最大不同點首先在于它重大的政治意義。宋志勇強調，東京審判向全世界宣告：策劃、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是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參與上述戰爭犯罪的個人要對侵略戰爭負責，它昭示世界，誰膽敢策劃、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不管地位多高，都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它的另一政治意義在于，揭露了日本政府和軍部策劃侵略戰爭，并在侵略戰爭中犯下的種種罪行。在法庭上，戰時日本對各種傳媒嚴密封鎖的南京大屠殺等日軍犯下的駭人聽聞的戰爭罪行被揭露在大庭廣眾之下，極大地震撼了日本人民。

在學術上，東京審判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通過東京審判，澄清了以往日本政府掩蓋的許多歷史事實，如日本關東軍自己是如何在柳條湖炸壞鐵路，然后誣陷中國軍隊，進而挑起九一八事變的；日本是如何密謀策劃建立三國同盟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等等。而審判中，檢察方、被告及辯護方準備的卷帙浩繁的材料，更是一個龐大的歷史資料庫，為日本近代史、日本侵華史及遠東國際關系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在法律上，東京審判對國際法的發展特別是國際刑法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東京審判適用的侵略戰爭罪反人道罪個人為戰爭罪行負責等概念，無論在國際法的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重大意義，在國際法特別是國際刑法上具有重要地位。東京審判及紐倫堡審判的審判原則奠定了現代國際刑法的基礎。

很多國人知道東京審判，還是通過那部名為《東京審判》的電影，盡管那是一種向大眾呈現歷史的生動方式，但它畢竟是文藝作品，不僅有藝術加工，而且片中情節與史實不符之處不少，我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向大家揭開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更希望告訴90后00后的年輕人，不忘記歷史、不延續仇恨、珍愛和平！講座結束后，宋志勇和記者談起舉辦此次講座的初衷與感受，神情嚴肅，句句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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