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權力尋租進行非法轉學，損害了最基本的教育公平，對通過高考正式考取學校的學生來說是一種傷害。

據新華社日前報道，湖南2名大學生各花費4萬元“托人”轉學至更好的學校，結果在轉入學校上學后卻因沒有學籍而無法拿到畢業證，如今只得在家賦閑。經過記者深入調查，“金錢＋關系”運作的轉學“黑幕”被曝光。

很顯然，騙局的發生，源于家長和學生最初的投機心理，以為交點費用就可以就讀更好的學校、更好的專業。據筆者了解，在每年高招錄取期間，類似情況屢屢發生，許多中介打著“有熟人”“關系硬”的幌子，誘惑家長先讓學生以低分入讀一所層次較低的院校，然后再想方設法運作到層次更高的學校和專業。雖然的確有些高校把關不嚴，讓一些人鉆了空子，但大部分最終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家長想讓孩子就讀知名高校、心儀專業，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以不正當手段，靠轉學的方式來實現，顯然破壞了教育公平，對大的教育環境也造成了惡劣影響。相比于家長，中介人和其他中間操縱者，更應承擔道義的譴責和法律的追究，倘若沒有他們提供的所謂“機會”，就不會出現違規轉學行為。當然，高校也必須承擔失察之責，不能一推了之。

從我國現行的高考招生錄取制度來看，高校都是按照分數高低和志愿填報來錄取學生，一般來說，錄取的學校基本是固定的甚至是唯一的，很少會出現轉學的情況。這種制度設計雖然存在固化的特點，但它起碼能夠保證絕大多數學生的正當權益。相形之下，通過權力尋租進行非法轉學，損害了最基本的教育公平，對通過高考正式考取學校的學生來說是一種傷害。事實上，對轉入高校來說，由于這些轉學生的涌入，也影響了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和社會聲譽。

國家給大學生轉學留有一定空間，顯然不是留給高校賺取高額轉讀費的，更不是留給某些人用來謀取私利的，而是出于人性化的考慮，給患病或者存在特殊困難的學生以更合適的就讀條件。2005年頒布的《普通高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明確規定：學生一般應當在被錄取學校完成學業。如患病或者確有特殊困難，無法繼續在本校學習的，可以申請轉學。但需經兩校同意，由轉出學校報所在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確認轉學理由正當，可以辦理轉學手續。而跨省的更需轉出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商轉入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按轉學條件確認后辦理轉學手續。可見，轉學本身只是照顧極少數患病或者特殊困難的學生，而且有著非常嚴密的程序。這種制度設計，兼顧了穩定性和人性化，從目前來看，仍然是經得起考驗的。

當然，從未來高考改革的走向來看，是否效仿西方教育發達國家，給予高校更多辦學自主權，以及學生自由選擇學校和專業的權利，還需要相應的論證和試點。但僅就高校學生轉學而言，即便在世界知名大學，也有相應制度。一般通過學生本人申請，符合轉學的條件，且學生達到了相應的資質才能辦理，并非是毫無規則的自由，更不是通過金錢和權力運作就能實現。

筆者以為，原本出于人性化考慮為患病或特殊困難學生而設置的轉學政策，卻淪為了某些人權力尋租的工具，對此不能予以縱容。由“金錢和關系”鋪就的轉學捷徑，破壞了教育公平，必須予以遏制，并嚴肅追究涉事者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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