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8月，中山大學哲學系畢業的我，考上了廣州市海珠區鳳陽街道辦的公務員。在一些同學眼里，我是地地道道的文藝女青年。一開始，對自己成為街道辦城管執法隊隊員這事，我內心是抗拒的。

說起來，我對城管并不了解，但絕不陌生。在一個人人皆是麥克風的時代，與城管相關的沖突一次次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由城管引發的言論之爭也從未停止：批評或同情，嘲諷或理解，莫衷一是。

入職一旬便趕上了9月創文，我的工作是與同組另兩位同事一起，一趟趟步行穿越轄區的大小馬路，亞熱帶溽熱無處不在，在熾烈的日光與飛揚的塵埃中，汗流浹背的自己初體驗到了辛苦二字，也發現許多人對城管就是趕走鬼、管六亂的理解原來何其偏頗。

事實上，城管街頭官吏性質，與日益廣泛的執法權（管天管地管空氣并非全是戲言），決定了工作內容具體而龐雜，幾乎每天要處理各種看似微不足道，但密切關系群眾日常生活的矛盾沖突：

老舊小區下水管道系統老化，逢暴雨地面便污水泛濫；樓上樓下不和，互相投訴防盜網加裝；小區物管公司占用停車場出租作倉庫存放布匹，引發居民集體不滿；住宅樓底層商戶在二樓露臺安放空調主機，噪音影響樓上住戶；小區頂層住戶在樓頂搭建私家花園；城中村每天數宗的村屋加建投訴都是執法隊的工作，唇焦舌敝，馬不停息。

九曲回腸的城中村

清拆亂搭建的廢墟瓦礫

平坦開闊的主干道，高樓廣廈的外墻，三教九流的城中村，塵土飛揚、電焊火花飛濺的拆除違法建設現場，以及許多不為行人流連駐足的角落臭氣熏天的垃圾場，凹凸不平的施工場地，清拆亂搭建的廢墟瓦礫間，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而我自己也有意外收獲，由于經常一天之內要在康樂村七八層的村屋上下樓梯七八趟，身材越來越苗條。

工作中的面孔

在工作中，由于部分執法人員處理問題的方式比較僵化、數量龐大的協管員隊伍增加了管理難度、群眾在私利面前對執法工作拒絕理解、大眾的刻板印象與媒體放大政府執法錯誤等因素，令許多人將一腔憤怒的污水都潑向城管。

工作那幾年，我經歷過太多吵鬧推搡的粗魯場面，見過憤怒的男人、哭天搶地的女人和聲淚俱下的老者，也在眼看他起高樓、宴賓客、樓塌了的廢墟前，看到不同利益主體的對峙。

1城管=公務員+協管隊員？

廣州，每個街道辦的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隊只有15個左右具有廣東省行政執法權的公務員編制。以前多由軍轉干部組成，近年來也通過市公務員考試招錄應屆畢業生，隊伍中漸漸多了年輕面孔，也不乏碩士畢業生。這些城管公務員接受街道辦與廣州市城管委、市、區城管局的雙重管理，像我報考時只填寫了街道辦，入職后則按需要被安排至執法隊，同時也要通過市城管局的執法培訓，方具備行政執法權。

除了公務員，每個街道辦還會根據轄區工作量，招聘三五十位協管隊員，配合街道辦事處執法隊城管科環保科環監所等部門工作。鳳陽街協管人數便達六七十位，他們年齡從二十多到四五十不等，文化程度偏低，除了少數富裕起來的城中村民二三代，大部分協管隊員靠著只有公務員五分之一左右的工資養家。他們承擔者大量瑣碎繁重的街頭工作、節假日加班，著實辛苦。

2投訴者：保證你明天見報

第一次被投訴人責難，是在海珠區執法局值通宵夜班接線。凌晨3點多一名男子打電話來，劈頭蓋臉就是一通呵斥：我要投訴珠江帝景外夜間施工。你以為住珠江帝景就是有錢佬么？我作業也很辛苦的你們什么時候過來給我解決問題？我什么時候能睡覺？你告訴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把電話錄音，交給記者，記者現在就來了，我保證你明天見報他情緒歇斯底里，幾乎不容我告知他夜巡隊員馬上便趕去現場。那一次感到很委屈，只能勸自己保持平靜：群眾有權利質疑并表達不滿，而我們務必始終保持克制忍耐的良好態度溝通事況。

3抗法者：充分認定正義與己同在

他們，或貧或富，或寡或眾，或農或賈，以各種形式對抗行政執法。無論觀念來自現代人權思想或者傳統道德倫理，自覺或無意識地，他們都充分認定正義與己同在，甚至懷著將個人事件推向群體性事件的決絕。很多時候，比起法律正義，他們更執著于自己十幾平米或千百平米之違法建設的獲利。

典型一幕是：依法拆除城中村一處未經重建審批的村民自住房擅自加建時，屋主一家老小十幾口人出動阻攔，耄耋老人坐在輪椅里，理直氣壯、大義凜然堵住巷口。

有一次，一位屋主還請來一位記者在現場鞍前馬后，雙方移至中隊辦公室協調時亦追隨。年輕的記者胸前掛一張GDTV的記者證，舉著相機對著工作中的執法人員任意按下快門。而屋主仰踞沙發，不時拿過坐在扶手上的記者手中的相機查看。他脖子間圍著色彩斑斕的瑪瑙項鏈，說話時豎起金光閃閃的右手中指，勢不可擋。

我入職前也在廣州電視臺民生節目實習，深以為媒體監督行政執法有助保障公平正義。但如果濫用話語權助長違建當事人的氣焰，只顯示出二者法律意識都極度缺失，令人遺憾。

4拆遷隊工人：他們不屬于這個城市

兩年見過許多拆遷隊工人。他們住在城市不同區域卻同樣逼仄的板房或村屋，大暑天也沒有空調，晨夕兩次提著各色塑料桶到工地的水龍頭前面排隊洗漱。

忙碌時節，我們城管與拆遷隊工人幾乎每天一道工作。和年底新聞中討薪的工人相比，他們算是幸運兒。雇傭他們的包工頭與政府簽訂協議，為政府拆違工程打工，幾乎天天有活干，收入也有保障：半天50元，一天100元，焊工更高一些。老板包住，這樣的收入在老家是高收入了。他們大多把老婆接來廣州，洗衣煮飯陪伴，小孩留在村里上學，成了留守兒童。

每一天，他們或騎單車，或坐在，確切地說是擁擠著站、或者蹲坐在執法車的后斗，前往各處違法建設現場。最常做的工作有打樓板、砸墻、剪鋼筋等，大都是力氣活。他們不怎么習慣戴安全帽，說廣州太熱了。

很多次，我坐在樓道里看著他們干活，墻壁倒下塵土彌漫之際我捂上口鼻閃到遠處，他們依然在塵埃陣中持續地呼吸，安之若素。干活中間，工頭常安排人去買水，他們總是喝最便宜的大瓶大峽谷，卻給我們遞過來怡寶，或者王老吉。我們一再拒絕，他們卻總改不了客氣。有一次，一瓶沒來得及喝的康師傅綠茶放在地上，被掉下的電焊火花燒了一個口子，收工時，只見一個上了年紀的工人撿起它，擦都沒有細擦，仰起脖子就著變形的焦黑缺口，把剩下的飲料喝得一滴不剩。那一幕令人心酸。他耷拉著一件沒有紐扣的牛仔外套，和腿上的粗布褲子一樣已經看不出本來面目，干枯的手指和腳趾頭邊老繭脫落，四周全是白色的陳皮。他的同伴們都和他一樣，皮膚曬得黝黑，額頭上過早地爬上了一條條溝壑般的皺紋。

有幾次，也來過幾個90后模樣的年輕男孩，面孔青澀，發式燙染摩登，穿迷彩服干活，操縱工具時擔心破壞發型。我看見他們，想起我與他們同齡的弟弟，把涼茶給他們消暑，都羞澀地搖頭，我只好悄悄放進他們裝工具的口袋。后來就沒有再見過，他們已經分散在大大小小的酒肆、發廊或者洗車店了吧。

很多時候，我不與他們多談，我小心翼翼，生怕自己不經意的言語會冒犯他們的尊嚴，同時又為自己這種自以為是的同情感到深深自責與羞愧。倒是他們更平易，會在閑聊時問我：小姑娘，你們一個月應該有3000多吧；會在加班的中午抱怨：不想吃盒飯，想回家跟老婆一起吃，然后睡個午覺。他們沒有免費的定期的體檢，高溫停工與補貼也未必得到落實，但他們說老板跟他們稱兄道弟喝酒吃火鍋，其樂融融。

在迅猛發展的城市里，還有無數與他們一樣的普通工人。在鋼筋堆里，在風焊機的火花里，在切割機的嘶鳴里，一寸寸筑起了城市的脊梁，建設了不屬于他們的城市。功成身退，他們最終消失在萬千廣廈背后，城市發展的豐碑上，沒有鐫刻他們的姓名。而明天太陽升起，他們又站在了另外一個腳手架上，新一天的工作開始了。

5小販：弱勢，就可以亂擺攤？

那年廣交會時期，我在琶洲的地下通道里見過一群賣盒飯為生的小販。路段尚未興旺，行人稀少，他們撐起高低床，置辦了炊具，干脆把家安在了通道里。半年之后再經過，已人鍋俱去、通道空闊。

流動攤販與改革開放相生相伴，攤販大軍涌上街頭之后，也帶來了交通、環境衛生、食品安全、不公平競爭等諸多社會問題。處理這些問題，有賴小販自覺，也考驗著政府管理水平。新世紀初，各地城管從工商管理部門接過流動商販管理權限，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從而引發了流動商販與城管之間的街頭拉鋸戰。

小販們有一個最大、看起來在道德上也能夠壓倒對他們亂擺攤進行取締、處罰、驅趕的理由：生存作為弱勢群體，他們需要以此謀生。所以城管在碰到小販時，如果沒有把自己的行為約束在文明執法的范疇內，就通不過大眾道德正當性和心理合理性的檢驗。一旦出現抗爭場面，無論事實是公務化暴力或小販暴力抗法，都會觸動大眾充滿同情心和正義感的神經，對社會心理構成強烈沖擊。小販往往獲得社會聲援，一起形成一個譴責城管的心理共同體和輿論陣線，城管甚至淪為一種社會污名。

追根溯源，城管與小販的權利關系，從憲法和行政法的角度看，絕不是一種敵我矛盾。全能政府在走向市場經濟，利益與權利多元，日益民主化的社會過程中，把各部門都不愛管的燙手山芋丟給一個腹背受敵的城管，絕不是現代公共治理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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