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基礎教育改革，“領頭羊”區域、學校是怎么做的？

問：上海中學生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表現出眾，連續兩次參加PISA測試，成績均列榜首，引起世界多國教育界的關注，英國、南非等國紛紛派出包括數學專家、校長在內的教育代表團造訪上海，并表示將把上海學校的教學方法在其國內學校推廣。如何看待上海教育取得的諸多成績？

尹后慶：盡管上海的基礎教育已經取得了很多成績，獲得了很多的認同。但是回過頭來看，上海教育仍然面臨一些挑戰：我們正確的教育觀念還沒有真正深入人心，課業負擔還比較重，學生和老師專業素質不能完全適應轉型的要求，學校的活力還沒有充分激發。要破解這些難題，沒有現成的答案，只能在發展中解決問題。

對上海來說，相對以往關注教育普及，以規模擴張為主要形式的發展形態，現在更注重內部結構的改善以及以提高質量為中心的內涵發展，這是高位均衡發展的基本形態。老百姓對基礎教育的滿意程度并不在于設備硬件上，而是期待孩子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面貌有所改善。

因此上海基礎教育核心目標必須聚焦在更加關注學生和學習經歷、更加關注教師、更加關注學校和教育的全過程，通過不斷的課程改革推進教學，建立和諧的師生關系。讓家長和社會從學生的健康成長中看到實實在在的教育進步，得到實實在在的教育意義。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上海制定了四項策略。

第一個，就是把課程改革放在核心位置，充分認識課程改革是教育改革引擎的作用，著力建設滿足師生需求的課程。我們今天的課程是學生全部學習生活的綜合，今天的課程是學科內容，是學生的學習過程，是學生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學校環境的有機整合，這個是我們現在非常重要的一項改革。

第二個，學校是教育改革發生的策源地，要把中心放在學校。著力促進學校主動變革，學校不是資源配置的客體，而是創造、集聚、運用有效教育資源的主體，讓老師成為改革的主人，激發學校內在改革的能動性。

第三個，充分認識到評價是教育改革與決策的重要依據，著力完善和健全評價制度。我們整個上海的綠色指標，一共有三個邏輯關系，一個是構成性的，一個是關聯性的，還有一個是發展性的。我們要學校、學生跟自身比發展，而不是學校跟學校比，讓我們的教育在深入思考、深入研究的過程里，慢慢去滋養學生。

第四個，充分認識到體制機制改革是整個教育改革的基礎保障。學校的改進直逼我們行政部門管理制度的改革。良好的制度環境能為我們辦好每一所學校、關注每一個學生、成就每一位老師形成一個好的保障。如果學校沒有自主權，整個課程改革都是聽命于上級，我們今天為所有的孩子創造適合于他的課程這樣的目標，是沒辦法實現的。

問：為了使學生既能達到甚至高于國家課程標準中的各項要求，又使個性化發展需求得到充分滿足，清華大學附小提出了“1+X課程”的結構，“1+X課程”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結構？

竇桂梅：“1+X”，其實是把課程和優化進行整合，根據價值觀的特點進一步優化。這里頭的“1”指整合后的國家基礎性課程，體現了“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的思想，既落實了國家規定的基礎性課程，同時又超越了教材。“X”指個性化發展的拓展性課程，形成既遵循兒童在基礎教育階段的普遍認知特點，同時又體現“清華烙印”的校本課程及個性化拓展性課程。“+”不是簡單的加法，而是促進“1”與“X”相輔相成，達成“1”和“X”平衡的或增量或變量。

“1+X課程”一方面強調基礎，整合后的國家基礎性課程要占到總課程的一半以上，即接近總課程70%。另一方面依據學生的實際需求調整這一比例，使之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1”與“X”相結合，共同達成學校“十個一”的培養目標。

問：“1+X課程”結構是怎么實施的？實施路徑在哪？

竇桂梅：我們的實施路徑有三個，一是學科內滲透式整合，不要強調學科內本身的屬性，我們做“1+X課程”結構與整合，強調基礎和整合，并不意味著我們丟掉原來的屬性，我們語文必須要寫一手好字，但是為了讓這手好字寫得好，可以加上美術，可以加上音樂融合式的滲透。所以說，在學科內滲透式整合上，這是最重要的實施方式。此外，還有后兩個必要實施方式，那就是學科間的融合，跨學科式融合，科學和數學課，語文和其他和音樂等學科間的整合融合。第三就是超學科消弭式整合，戲劇課程等等都是消弭式整合的課程。經過一些路徑的探索，就出現了課堂的樣態，用以提升兒童終身發展的素養等。

問：為了應對統一高考，中國的學校普遍存在課程“千校一面”、學生“千人一面”的局面，遵循“考什么、教什么、學什么”，辦學體制僵化。北京十一學校的嘗試，成為教育改革的一個突破口。全校范圍內采取“選課走班制”，取消了“班級”的概念，給學生更多的選擇權。近來，學校有什么新的動向？

田俊：這兩年，十一學校校園里發生了很多變化，兩年多以前，下午四點鐘以后，學生除了參加各式各樣的社團之外，還會有答疑，且答疑的現象到處可見，但是從去年開始，直到今年，這種情況明顯在減少。

為什么減少了？因為把手機拿出來直接對著不懂的題一拍，太多的APP（移動應用軟件）能夠幫助學生找到答案。一些還是不懂的問題，學生可用相機拍上在移動端直接分享出去，馬上就能獲得解決。

越來越多的老師習慣于在課堂講課結束的時候，馬上快速得到數據統計，難點在哪里？哪些地方還沒有解決，一目了然，這還不夠，把這個活動延伸到課后，直接用我們自己的平臺和APP記錄學生學習的過程，為我們下一節課精準的起點和給學生個體化的指導，提供數據支撐。

在我們課堂上，還有一個東西現在越來越普遍了，叫無線同屏，學校經常分小組討論，小組討論之后，學生馬上把討論的結果形成方法，拍一張照片，手機一動，馬上就對這個結果進行討論。

從十一學校現在已經發生的這些變化，我們看到，移動互聯時代其實在學校已經顯露端倪。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師生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學習方式已經發生了轉變，老師失去了對知識所謂的“權威”，甚至老師知道的不一定比學生多。

這個時候，我們教師的角色應該怎樣轉變？除了知識的傳授之外，教師的價值到底在哪里？這對教師無疑是一個挑戰。翻轉課堂很好，但其價值道理在哪里？其實，最需要翻轉的是，我們把學生被動學習的模式轉變成學生主動學習的模式。

每一項技術的革新除了導致生產生活的改變，也會推動社會的改變。對于教育也一樣，我們除了改變傳統教與學的方式，讓我們教學更加精準之外，它可能會逼迫著我們進行深層次的思考，教學目標到底是什么？信息技術條件下應該怎么和學生溝通？我相信在這場變革當中，只要把握住教育的根本目的，把握教育本質，以開放、求實、求真態度，就一定能開創未來教育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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