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一詞最早出現在《易經》中，指的是天體運行所呈現的景象。古人夜觀天象雖然大都用于占卜吉兇，但這些關于天象的記錄卻是天文學研究的寶貴歷史資源。可惜的是，這些記錄大都散見于各個時代，而且有的記錄深奧難懂，為研究、繼承中國古代天學遺產帶來了不小的麻煩。近日，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國家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中華大典》之《天文典》（5卷）終于付梓，這部1000多萬字的巨著跨越千年，匯編、甄選了中國歷代古籍中最有價值的天學記錄，再現了中國輝煌的天學遺產。

《中華大典天文典》由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教授擔當主編，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出版。上海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著名歷史學家熊月之教授，東德駐華大使館原科技參贊、著名漢學家赫爾曼教授等專家學者給予《中華大典天文典》高度評價。國家出版基金委對《中華大典天文典》的出版表示祝賀。

歷時8年，1096萬字《天文典》終付梓

天文在中國古人的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示部引《易經》說：天垂象，見吉兇，所以示人也。可見天象經常和吉兇發生聯系。由于古人對天象吉兇的重視，所以歷朝歷代典籍里都留下了豐富的天象記載，《史記》還有《天官書》專門記載天學知識、天象、天文事件和星占。在科技史研究的推動下，過去雖然有很多天文資料匯編性質的書籍出版，但缺少匯聚歷朝歷代、網羅廣泛的大型類書，這次出版的《天文典》正好彌補了這個缺失。

《中華大典天文典》項目啟動于2008年，是1990年由國務院正式批準啟動的《中華大典》項目的一部分。《中華大典》是以國家的名義和力量組織編寫的一部全面的中華古籍大型系列類書，被列為國家級重點古籍整理項目，分為24個典，共8億多字，所收的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涵蓋了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文學、歷史、農學、林學、醫學、藥學、地學、天文學、語言學等各門學科，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是一部可以和明朝《永樂大典》相媲美的中國古典文化集成。《天文典》由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負責編纂，包括《歷法分典》、《天文分典》和《儀象分典》三個分典，編纂耗時8年，總字數達1096萬字。

《天文典》各分典按文獻年代從早到晚排列，編纂者把我國1911年以前歷代典籍中含有天文歷法內容的資料摘錄出來，提取出最有價值的部分進行了標點和科學分類，使分散的材料得以系統化；同時，《天文典》將板刻、手抄等形式的古籍轉化為現代排版方式，大大提高了古籍的使用效率，為后人繼承、利用各類中國古代天學遺產，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史料庫。

遍查千年文獻，交大學者再現輝煌天學遺產

《中華大典天文典》的完成出版是各方通力合作的成果。本書由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師生編寫，研究院的前身是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作為國內高校中的第一個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交大科學史系是我國天文學史研究的重地和權威。《天文典》總主編江曉原教授、《天文分典》主編鈕衛星教授在天文學領域都有較高的學術地位和豐富的學術成果，主編人員的學術建樹和研究院的良好平臺無疑是《天文典》學術品質的最佳保證。

編纂工作開始后，參與人員意識到，這項工作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樣簡單：《天文典》5卷本的編纂，不單是一個資料的匯集過程，它還意味著典籍梳理、刪繁就簡、標點句讀、知識考證。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對古代浩瀚天學資料的整體把握和重新理解，這對今人來說無疑一個巨大的挑戰。古代天學文獻除正史中的天文律歷志外，大多分散在各典籍中，再加上現存古籍材料大多未標點，古代天學的涉及面又很廣，而且內容高深晦澀，面對數千年積累下來的浩如煙海的歷代文獻資料，搜集、查閱、選錄、整理、分類、排序只是編寫過程中的第一步，但這項工作卻費時費力，對細節要求極高，一個標點、一個字不對就有可能使整體文意發生變化。

古話說，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編寫中的一點小錯也有可能給天文學研究帶來災難。我們幾乎翻遍了上千年的文獻，對文獻上的每一段天象記載都反復推敲，參考大量學術成果，生怕因為考證得不對誤導大家。參與編纂的工作人員介紹說，在編纂過程中，熬夜通宵是常有的事，歷經8年時間，《天文典》幾易其稿，如今5卷本終于得以完美呈現，它是古人非凡創造力的體現，也是今人為傳承文化壘基造石、堅韌付出的見證。

與古人隔空對話，天文巨典成多學科資料庫

在中國古代，天文歷法對于皇家來說涉及到政治、王權、星占，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又和農業、氣候息息相關，一個人如果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往往被認為是很有學問的人。那么在沒有古代天文星占的政治背景、農業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今天，我們編纂《天文典》有什么用處呢？

江曉原教授介紹說，雖然天體演變要經歷幾萬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古代記錄的天文現象科學性、準確性又較差，但仍然可以作為現代天文學研究的珍貴參考資料。上世紀40年代，天體物理學家證實，金牛座蟹狀星云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發（恒星演化晚期星體劇烈爆炸的現象）的遺跡，這次爆發在中國古籍中也有非常詳細的記載。隨著射電天文學興起，研究者隨后在蟹狀星云、公元1572年、公元1604年的超新星遺跡中都發現了射電源。所以大家猜想，超新星爆發后可能會形成射電源。但超新星爆發非常罕見，幾千年才能有那么一次，所以這個猜想一直也沒有被證實。1955年，中國科學院席澤宗院士通過考訂從殷商時代到公元1700年間共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發的記錄，發表了《古新星新表》，在古代天文記錄中尋找到了超新星遺跡，為超新星的研究打開了新局面。

江曉原教授介紹說，古人相信天人感應的說法，認為天象和人間事務之間有神秘的聯系，所以古人在敘述重大歷史事件發生、重要人物誕生死亡時，會把當時特殊的天象（如日月交食、彗星、客星、行星特殊位置等）虔誠地記錄下來。天文學家借助現代手段，對這些天象進行回推計算，就能確定某個歷史事件的具體年代。比方說，武王伐紂的確切年代在史學界一直有爭議，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研究小組根據早期史籍里關于武王伐紂時的各種天象記載，確定了周武王在牧野攻克商紂王的時間發生在公元前1044年1月9日清晨。

另外，江曉原教授還表示，古代的天學遺產還是現代人了解古代中國社會的重要文獻資料，并且還能為天文愛好者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料。現有天學記錄中保留了大量古代中國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記錄，對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而且目前除了專業的科研人員之外，業余天文愛好者也越來越多，和其他科學學科相比，天文學具有特殊的審美性，它是對普通市民進行科普教育的廣闊領地，是培養孩子科學興趣的最佳切入點，對于天文發燒友來說，這部內容精簡、分門別類、句讀清晰的《天文典》非常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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