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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制度永葆活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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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制度永葆活力之道

中國制度永葆活力之道(人民要論)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將中國的成功歸因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下簡稱“中國制度”)的活力,并對其“創新性”和“變數”充滿好奇。實際上,中國制度是形成有據、創新有道的。獨特的文化傳統、巨大的人口規模、復雜的社會轉型、堅定的價值追求,是推動中國制度形成的重要因素。堅持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推動制度創新,是中國制度創新的內在邏輯。我們黨在帶領人民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以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的高度自覺,辯證把握和處理制度建設中的各種因素與關系,是中國制度永葆活力之道。

在“變”與“不變”的結合中保持制度活力

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世界現代化進程經歷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蘇東劇變,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遭遇失敗;拉美、東南亞等地區發生金融危機,拉美模式、東南亞模式引起反思;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再發展危機,特別是2008年發生了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傳統現代化理論的解釋力受到質疑。相形之下,在現代化追趕之路上,中國既沒有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沒有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創造了后發現代化的“中國奇跡”,奠定了中國制度自信的現實基礎。

然而,在中國制度前進的道路上,還存在經濟發展方式粗放、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反腐敗斗爭形勢嚴峻等突出問題,表明中國制度還不是盡善盡美的。我們黨對此有著清醒認識。習近平同志強調,“制度自信不是自視清高、自我滿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堅定制度自信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這也表明,“折騰”不是改革的同義語,制度創新不等于“另起爐灶”。我們黨在推進改革創新過程中對改什么、不改什么同樣有著清醒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始終堅持,這是制度創新的底線;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必須改變,這是制度創新的主攻方向。比如,土地制度是國家的基礎性制度,牽涉面廣。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務,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有序推進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

關于中國制度創新理念,俄羅斯漢學家薩利茨基曾評價說:“鄧小平在這方面居功至偉,他實際上只做了不大的變動。”這一說法對中國制度創新深度、廣度的評價不一定到位,但從制度的自我完善總體屬于量變的角度來看頗有道理。可以說,正是在“變”與“不變”的結合中,中國制度保持了延續性和生命力。

在民族性與開放性的結合中保持制度活力

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遭遇了諸多轉型難題。從普遍性角度而言,推進現代化會遭遇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富裕與貧困等一系列矛盾,稍不注意就會造成社會發展的斷裂。對于這些矛盾,發達國家積累了一些化解經驗,形成了一些有效的制度設計。我們決不能夜郎自大,而是深知“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應看到,中國與外國在歷史與現實、風俗與習慣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學習借鑒他國制度經驗必須從自身實際出發,決不能邯鄲學步。更何況除了普遍性轉型難題,我們還遭遇了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先富與共富以及生產力發展多層次性等獨特性難題。破解這些難題,更不能想象會突然搬來一座制度上的“飛來峰”;只能立足本國實際,依靠自己的力量。正所謂“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中國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中國社會土壤之中。

城鄉關系是世界各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繞不過去的問題,在中國表現得更加突出、更加復雜。中國的城鄉發展一體化究竟應怎樣進行制度設計?“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從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和二元結構的現實出發,從我國的自然稟賦、歷史文化傳統、制度體制出發,既要遵循普遍規律、又不能墨守成規,既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又不能照抄照搬。”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論述,指明了解決問題的基本遵循。推而廣之,就是“吸收別人好的東西,保持自己好的東西”,在民族性與開放性的結合中保持制度活力。

在民主與民生的結合中保持制度活力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習近平同志指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新中國的繁榮富強。堅持中國共產黨這一堅強領導核心,是中華民族的命運所系。”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土地、56個民族、13億多人口,如果離開黨的堅強領導,就會出現一盤散沙甚至分崩離析的局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將化為泡影。在這方面,世界上有許多值得汲取的經驗教訓。一些轉型國家盲目移植西方多黨制、自由選舉制,結果導致“民主之殤”:有的改旗易幟,步入歧途;有的水土不服,陷入黨爭之亂;有的引起內戰,國家四分五裂。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堅持黨的領導與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內在一致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政策、創新制度的衡量標準,積極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積極作用。制定制度要廣泛聽取意見,這是中國制度創新的一大特色。“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為推進有關制度的落地持續發力,“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和中央巡視制度不斷顯現威力,“民意直通車”“電視問政”等民主新鮮事不斷涌現。美國學者福山通過比較得出結論:“中國模式具備一些西方民主制度沒有的重要優勢。在過去十年中,中國人民享有較大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政府治理方式不斷改進,糾錯機制發揮了明顯作用。”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民主與民生構成一對特殊的重要矛盾。離開民生的民主說教,人民不感興趣。“某國雖然很窮,但民主很發達。”這種西方民主價值理念的邏輯荒誕性不言自明。制度的設計權如果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社會就會出現少數人與多數人的利益阻隔及社會斷裂問題,陷入“李嘉圖陷阱”。堅持黨的領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從而實現民主與民生的良性互動,是中國制度活力的重要源泉。

在公平與效率的結合中保持制度活力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歷來是國際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中國制度在此問題上的設計,是在西方經濟理論框架內無法破譯的“中國之謎”。在社會主義實踐中,人們曾長期將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經濟社會體制的設計當作現實生活的事實,“計劃崇拜”情結嚴重制約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力。鄧小平同志將計劃和市場從社會基本制度中剝離出來,賦予其具體制度的屬性,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在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表明我們黨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

世界各國的實踐證明,市場經濟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它也存在外部性和失靈問題。近年來,新自由主義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強力推行下大行其道,所謂“市場搞定一切”的觀點成了某些人的信條。中國制度拒絕“市場萬能論”,在強調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明確提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這樣的制度設計理念下,市場經濟體現效率,政府調節體現公平,兩者的結合將實現公平與效率兼顧。從實際運行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實煥發出巨大的經濟社會活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們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績單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制度的優勢與活力,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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