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中國，改革是個熱詞。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最大的紅利……這樣的理念已經深入各個領域。無論是經濟領域的改革，還是政治領域的改革，或者是民生和社會領域的改革，都已步入深水區，各自面臨利益固化的藩籬，亟須沖破束縛。
這也是中國教育事業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面臨的一個大概格局。在這個格局中，有一個新的起點——2010年教育規劃綱要頒布。這個起點使得教育的各項改革在提速，新的矛盾涌現，新的格局形成，新的事物發軔，改革走向深水區和攻堅期的特征凸顯。若要為這5年教育發展選定幾個關鍵詞，改革首當其沖。
“當頭炮”便是簡政放權
教育部門的放權節奏在加快，一項項“含金量”頗高的舉措相繼出臺
“每到一所重點高校，校領導介紹起學校，必談重點學科。”教育部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馬陸亭說。一所大學重點學科擁有率的高低，對于高校來說，意味著政府對學校投入的多少與學校在政府和社會中地位的高低。
2014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決定再取消和下放64項行政審批項目和18個子項，其中，涉及教育的有取消國家重點學科審批等4項。
這個從上世紀80年代引導高校學科資源配置的指揮棒成為過去。有學者認為，在此之前教育行政部門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審批項目，并不涉及核心權力。“取消國家重點學科審批，在高校產生不小的震動。”華東師范大學校長陳群說。
這只是教育部門放權政策的延續。早在2012年10月，教育部“松綁”高等學校設立、撤銷、調整研究生院;2013年1月，高校副教授評審的審批權下放。
簡政放權，無疑是推進改革的“當頭炮”。2013年兩會期間，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曾提到，“職能轉變的核心就是放權，教育部門放權有兩個，一個是使省級政府有更大的教育統籌權，一個是所有政府要向學校放權，特別是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
教育部門的放權節奏在加快，一項項“含金量”頗高的舉措相繼出臺：
至2015年初，教育部共取消國家重點學科等10項審批，下放13項職責，轉移、委托50項職責。
今年3月，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關于進一步擴大省級政府教育統籌權的意見》，強調要堅持由省級政府管理更方便有效的教育事項，一律下放到省級政府管理的原則，明確了省級政府七個方面的教育統籌職責，支持省級政府根據本地實際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設置專科層次學校、優化學科專業設置、學位點布局、高職高專招生計劃總量等方面，進一步擴大統籌權。這是首次以文件形式對擴大省級政府教育統籌權作出全面部署。
以管辦評分離為導向的教育管理方式改革邁出堅實步伐。教育規劃綱要提出，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構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新型關系。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之下，如何深化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以教育管理方式創新引領教育發展方式創新?今年5月，教育部發布《關于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若干意見》，對管、辦、評三方提出明確要求。政府部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教練員的現象，將會逐漸成為歷史。關鍵還是政府部門要敢于自我革命，勇于在管理上放權。
2014年12月，上海市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綜合改革方案進入實施階段。這對各地各校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加快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領作用。繼“一市兩校”之后，廣東、貴州等地和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等校，也先后將綜合改革方案報送備案。教育部會同中央編辦等14個部委和地方政府，積極協調突破性政策，努力為改革創造良好條件。一位“985”高校相關負責人解讀說：“我的理解是：教育部將通過這樣的措施，給一些早有準備的高校適當下放辦學自主權。”
權力下放，得依法行使。大學章程素來被稱為“學校憲法”，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基礎。今年6月30日，全國112所“211工程”高校章程全部完成核準發布工作，爭取到年底基本實現全國高校一校一章程格局。高校依法制訂章程，轉變管理理念與方式，依章程規定管理學校，實現自我管理、自主辦學，排除行政或個人的恣意。
大道至簡。推動學校依法自主辦學，加快簡政放權的步伐，給基層學校松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是發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改革就要披荊斬棘，在最難處下手，如壯士斷腕，靠改革挖掘教育事業發展的巨大潛力，讓改革的紅利惠及人民。
回應社會關切向痼疾動刀
從涉及每個家庭最切身利益的事情破題，讓老百姓體會最深的教育變化
“免試就近入學，輕輕松松上了家門口還不錯的小學，挺好!”北京市海淀區李女士的兒子要上小學了，苦于沒關系、沒門路，李女士提前幾個月就開始焦慮。結果北京市以首次啟用義務教育階段入學服務系統為契機，對學生信息實行封閉化管理，全方位堵住“條子生”“共建生”，讓和李女士情況類似的家長吃了“定心丸”。
這是發生在2014年的一個極為普通又具有代表意義的故事。“免試就近入學”成為這一年幼升小、小升初的關鍵詞。小升初一直是義務教育工作的重點和難點，特別是在重點大城市，由于優質教育資源分布尚不均衡，調整需要時間，利益需求多元，仍不同程度存在“擇校熱”問題，義務教育入學機會的公平性受到公眾詬病，影響了社會對教育的滿意度，不利于和諧穩定。
2014年伊始，教育部就進一步做好小學升入初中免試就近入學工作提出實施意見，明確提出合理劃定招生范圍等10項規定。隨后，教育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叫停19個重點大城市的招生亂象，當年就取得階段性成效，廈門、大連、寧波等地基本實現就近入學;沈陽市主城區在部門行風評議中提升到前列;北京市當年“擇校熱”大幅降溫，就近入學比例小學為93.7%、初中近77%，向全社會傳達了力克擇校頑疾的決心和魄力。
向痼疾動刀，從教育最棘手、最熱點的問題入手推動改革，從涉及每個家庭最切身利益的事情破題，這是教育規劃綱要頒布5周年以來，老百姓感受最直接、體會最深的教育變化。攻堅克難，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但凡頑疾，必然陳年累積，集結各方利益，打破固有格局，重建更公正、公平的秩序，沖破的不僅僅是觀念，還有體制機制的阻力。
同樣，“入園難”“入園貴”等熱點問題，屢屢刺激公眾神經。“入園難，難于考公務員;入園貴，貴過大學收費”，“公立園靠關系，私立園靠票子”，絕不是調侃。“帳篷、行軍床、長長的隊伍，200多名家長在一家公辦幼兒園外長達九天八夜的安營扎寨，只是為了給孩子爭取一個入園名額……”類似報道時常見諸媒體，這背后是由“入園難”引發的焦慮。據統計，2009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僅為50.86%。學前教育已成為我國教育體系中的一個短板。2010年11月，為了貫徹教育規劃綱要精神，《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發布，要求從2011年起，各地以縣為單位編制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實施了八大學前教育重大項目。截至2014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70.5%，比2009年提高19.6個百分點。“入園難”在全國初步得到緩解。2014年，教育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聯合啟動實施第二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瞄準的目標是未來3年全國基本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
2014年，發生被稱為恢復高考以來最全面最系統的一次“考試招生制度之變”。2014年9月3日，國務院正式印發《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對新一輪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作出系統部署，明確了改進招生計劃分配方式、改革考試形式和內容、改革招生錄取機制、改革監督管理機制、啟動高考綜合改革試點等五方面重點任務，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國特色現代教育考試招生制度。“提高中西部地區和人口大省高考錄取率”，“增加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加快推進高職院校分類考試”，“逐步取消高校招生錄取批次，推進并完善平行志愿投檔方式”，“自主招生試點高校不得采用聯考方式”……改革的諸多內容旨在改變考試招生的熱點難點問題。
2014年底，相關配套文件《關于加強和改進普通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意見》和《關于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的實施意見》公布，旨在打破“唯分數論”，促使人才選拔從只看“冷冰冰的分”轉向關注“活生生的人”。《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規范高校自主招生試點工作的意見》和《關于進一步減少和規范高考加分項目和分值的意見》對社會發布，自主招生改革“大動作”頻出，高考加分進一步瘦身，再次彰顯了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公平、科學內涵。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從教育發展的歷程看，破除頑疾，如同鲇魚，激活一池春水，帶動教育事業進入一個更加理性、回歸自身發展規律的教育生態環境。
先行先試先獲利
頂層放開和基層創新相結合，使很多地區走在前列
改革，既有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也有來自基層自下而上的鮮活實踐，這種兩相結合的改革，既滿足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基本原則，也表現出局部帶動整體的改革推動力。這一點，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特征和成功所在。與中國經濟改革相適應，作為上層建筑的教育改革，也體現得特別充分。有學者呼吁：在中國當前的體制下，創新比改革來得更加重要。
頂層放開和基層創新相結合，充分尊重基層單位的主動改革精神，使得很多地區走在前列，先行先試先獲利：
——同樣是考了90分的兩個學生，哪個學得更有效?哪個付出的代價和成本更大?這在以往是難以精準衡量的。然而，對于進入內涵發展“深水區”的上海基礎教育，在連續幾年參加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舉辦的基于課標的中小學生學業質量監測后，開始構建中小學生學業質量綠色指標體系的本土探索。比起分數，針對義務教育設計的“綠色指標”更關注師生關系，學生的學業負擔、幸福指數等，以實現評價學生綜合素質和個性特長發展的全面質量標準，并為教育質量進行定期“健康體檢”。
“有質量的教育”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對教育的基本要求和渴望，但對于究竟什么是高質量的教育，卻眾說紛紜，建立比較科學的評價標準是政府的重要責任。上海的“綠色指標”已走出單純理論研究范疇，綠色評價的理念已進入校長和教師的話語系統，全面的教育質量觀正在形成。
——最近，“昆明學院人才店”進駐淘寶網引發社會關注。這家網店里的“商品”有點特別，是65名優秀畢業生，每人標價千元。據昆明學院院長辦公室副主任劉娟娟介紹，“昆明學院人才店”創店的初衷是利用“互聯網+”，創新高校就業工作模式，幫助畢業生向社會全方位“秀”出自己，最大限度接受社會檢驗和企業挑選，促進學生就業創業。據悉，這是國內首批高校畢業生以“商品化”形式亮相。
就業也不能老是“三板斧”，不妨開開“腦洞”、嘗試新招。2013年，全國高校應屆畢業生達到699萬人;2014年，這一數字達727萬人。2015年，全國高校應屆畢業生將達749萬人。在畢業生人數持續攀升、就業崗位縮減、就業市場趨冷的共同作用下，就業人數不斷刷出新高，“史上最難就業季”年年被拿出來用。唯有創新才是破解“最難”的良藥。
——2011年，國家民辦教育綜合改革試點落戶溫州，民辦教育管理中的核心問題——分類管理成為這次改革的重點。經過幾年的探索，溫州初步建立起了一套營利性民辦學校的管理新機制：對非營利的民辦學校給予更大力度的扶持提升，對營利的民辦學校給予更多辦學空間。目前，溫州已有416所優質民辦學校，分兩批參加了分類登記。分類改革實施以來，激發了社會興辦教育的熱情和積極性。社會資本投入溫州教育已累計達60億元，投資額1000萬元以上的民辦學校新建項目達21個;民辦學校引進外省(市)名特優教師達172位，創歷史紀錄。
辦學體制改革歷來是教育難題，特別是民辦學校。各地有不同的嘗試，溫州的探索雖然還面臨法律法規的修正與完善、財務監管機制急需規范等問題，但這為全國啟動民辦教育分類改革提供了一種思路。
頂層放開和基層創新相結合，成為很多教育改革的寶貴經驗。但是基層的活力是否得到足夠的激發?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辦學體制改革、學校內部管理體制改革、管理保障機制改革等方面，可以先行先試，突破現有的體制機制障礙，讓新生力量涌現出來，依靠新生力量推動變革。尊重基層首創，頂層設計吸收大量的民間創新，上下形成良性互動，這在教育規劃綱要頒布實施5年之際，比初期體現得更加鮮明。改革進入深水區，創新也在走向深入、多元。我們更有信心地看到，教育事業在守成、傳承，更在崇尚創新、生發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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