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陳尚君團隊歷時七年修訂完成新舊《五代史》
古籍校勘，聰明人做“傻事”(治學者)
復旦大學光華樓西主樓2715室。入眼全是書：門窗之外兩面墻的書架排滿了成套典籍，中間長辦公桌上都是橫疊豎立外加攤開的書，摞起來的裝滿書的紙板箱頂上都堆著書，有幾摞碼得高了，看著岌岌可危。人走進去都有些躡手躡腳，怕碰亂了書，碰翻了這個空間里厚重的安靜。
每天朝九晚六之間，中文系副教授唐雯和歷史系副教授仇鹿鳴就埋頭在這些書籍中間，做著校勘、檢索、修訂和整理工作，今年以前是新舊《五代史》，如今則是《舊唐書》。隔壁的2716室，一樣的書天書地，是中文系教授陳尚君的辦公室，論起“坐班”的時間，他比兩個年輕助手更長。
這3個人組成的團隊，剛剛用了7年時間，完成了一個大項目：點校本新舊《五代史》的修訂。這也是整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中，最早與讀者見面的三部書中的兩部。
青燈黃卷，板凳坐得十年冷，耐得住寂寞……說起文獻學、古籍整理，頭腦里不自覺地就要涌現出這類詞語來。但拿來套用在他們身上？或許并不合適。
新舊《五代史》修訂本改動標點3000余處，超越舊本，學術“升級”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整理，曾是新中國規模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也代表了當時中國文史研究的最高水準。出版后即成為被廣泛使用的經典版本，影響巨大。然而，當年點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時，藏在臺灣、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珍貴善本都沒有用到。時易世移，近些年來又新發現了不少文獻和考古研究成果。凡此種種，最終促成了季羨林等4位學者聯名呼吁展開修訂工程。2007年5月，點校本的修訂工作正式啟動。
復旦大學曾是《舊五代史》和《舊唐書》點校本整理的負責單位，當年的牽頭者正是陳尚君的導師朱東潤先生。這次的點校本修訂工程，《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和《舊唐書》的任務都由陳尚君領銜。原因之一是考慮到學術研究的延續性，其二則是因為，陳尚君長期從事唐宋文獻整理研究，當時剛剛出版《舊五代史新輯會證》，被視為新舊五代史修訂的“不二人選”。
從2007年10月通過《舊五代史》修訂方案算起，整整7年，陳尚君帶領著他的修訂小組，幾乎每天都沉浸在距今1000余年的五代十國那幾十年歷史中間，一卷一卷地校對、修訂、考辨史實。
據中華書局統計，新出版的修訂本《舊五代史》的校勘記是原點校本兩倍多，改動標點2000余處。《新五代史》原點校本由于采取“不主一本、擇善而從”的方式，出校較少，僅158條；修訂本新增校記1100多條，改動標點千余處，均較原點校本有了較大改進，超越了舊本，形成一個“標點準確、校勘精審、閱讀方便”升級本的學術目標。
“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每一則校勘記都曾經過初校、復核、責編、外審專家的反復推證，務求必是。今人喜歡講學術創新，但我們在長期的點校工作中，時時警惕創新意識的誘惑，仔細拿捏校史與考史的分際，任何細節的改動都從各種角度和立場反復推敲論證，博取約出，多疑慎斷。”陳尚君這樣說。
一字一句、一卷一冊地校對和考辨史實，書里每個字都要“按摩”好幾遍
作為陳尚君教授的“左膀右臂”，70后唐雯是陳尚君教授門下文獻學方向的博士，2006年留校，隨即進入修訂組。80后仇鹿鳴則是歷史學的博士，因為仰慕和旁聽了陳尚君老師的5門課而漸漸熟悉，2008年畢業留校的時候，正式加入修訂團隊。
仇鹿鳴至今還記得，上班第一天，陳尚君就對他說：“校勘比較枯燥，做這個事情，要有一種聰明人做傻事的精神。”
修訂新舊《五代史》，第一件事是花費半年時間做出兩本、七卷樣稿，一方面是讓兩個年輕人熟悉《五代史》的體例，另一方面則是為全書的修訂確立工作程序、校勘尺度和規范原則。
隨后，便是日復一日、一字一句、一卷一冊地校對和考辨史實。《舊五代史》一共有一百五十卷，主要是本紀、列傳和志3種體例。仇鹿鳴說，記錄人物生平的“傳”相對簡單，“紀”和“志”則比較繁瑣，紀是編年長編，志是典章制度，每一件事情，每一條制度，在原書里面可能只有一句話，他們卻要查找出這句話的原始出處，頗費時間。就算是小小一個標點的確定，都需要不斷地讀前后文。
關于校書耗費了多大的功夫，唐雯說得很感性：“書里每個字，我們都‘按摩’過好幾遍！”
不是沒有過糾結和苦惱。這是兩位年輕人走上學術之路的第一個7年，面臨著發論文、評職稱、進編制的壓力。“7年，3個人，200萬字，沒有列入重大項目、申請到基金，這樣拿去評職稱，好像沒有競爭力，不夠理直氣壯。”仇鹿鳴說。
雖然這樣說，但仇鹿鳴還是覺得：“學術潮流時時變化。與其做沒著落的‘空對空’研究，不如踏踏實實地做基礎文獻校勘，讓更多人能看得懂原典，再過三四十年也不會過時。”
7年過去，一抬頭，他們的學術功力已在整理修訂、聚沙成塔的繁瑣勞動中大大提升，成了文獻學和歷史學領域國內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唐雯不久前還入選了中組部的“萬人計劃”。
“我把青春獻給了《五代史》！”唐雯的話里，有感慨，更有自豪。
讀書是件優雅快樂的事，每有所得，總是喜不自禁，充滿發現的喜悅
對古典文獻，對沉浸在古籍天地里的日子，他們有著發自內心的喜歡。高校里年輕教師收入不高，但兩個人都覺得“夠生活了”。
“做校勘也歡樂，我們經常很八卦，每天都有新發現，不過八卦和發現的都是1000多年前的人的故事，比如要弄清誰是誰的兒子、孫子，誰哪一年在哪里住過。”唐雯說。
唐雯、仇鹿鳴的篤定與“八卦”，與這個小團隊“主帥”陳尚君可謂一脈相承。
陳尚君今年53歲，年輕時在江蘇海門江心沙農場務農8年，直到1977年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第二年便考取研究生，跟著當時已經80多歲的朱東潤教授以及其他前輩教授求學問道，研究唐宋文學。博聞強記和“讀書破萬卷”，算得上是他從事文獻學研究能有大成的兩大法寶。
“一切學問都是閱讀得來”，陳尚君曾這樣告訴學生，但他又說，讀書不在快，而在訓練對史料的感覺。別人拿到《全唐詩》，多半是全盤接受，作為文獻學者的他卻會去與不同書籍收錄的版本一篇篇作對比，辨析真偽，結果一下子從《全唐詩》《全唐文》里發現諸多問題，30歲出頭，他就著成《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
“其實，做學問有和打游戲一樣的快感。”陳尚君常常宣揚他的“快樂學術”觀點。他講起一則古人筆記：有和尚深夜吟得好詩句，興奮撞鐘，引得四鄰驚問，只因喜不自禁，希望與人分享。這種發現的喜悅，在他30多年的古籍整理與研究中，比比皆是。他甚至不太愿意為了獲得更多資金支持而去申報研究課題，因為“最好的學術研究絕對是不可預期的”，更因為一旦成果立項，總要面臨各種評審考核，在填表、答辯、開會討論中耗費很多時間精力，而在他看來，寶貴而有限的生命時光，需要緊緊抓住，來做最重要的事。
慢工出細活，文獻學研究的長周期，曾讓他熬過10年，才從講師升到副教授，但然后，僅用兩年就升為教授。他曾在11年里基本不參加學術活動、不回復朋友來信，直到完成300萬字的《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這么多年來，陳尚君一直按著自己的節奏、聽從自己的感覺走。近些年，除了做史書研究，他又迷上了石刻文獻。“讀書，總該是一件優雅的事。”他說。
但他并不拒絕微博、微信，相反，會很認真地研究如何用短短140字講好一個故事，覺得新媒體也是普及古籍知識和歷史典故的好方法。無論是在博客還是豆瓣上，他都有不小的粉絲群。
完成了新舊《五代史》修訂的陳尚君、唐雯和仇鹿鳴，眼下已經轉入點校本《舊唐書》的勘校修訂工作。他們說，《舊唐書》篇幅是新舊《五代史》的兩倍還多，修訂難度更是遠遠高過后者。要完成，說不定還要又一個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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