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史學的演進與走向

經濟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是近代以來知識專門化、學術系統化的分科產物。但在此之前，它已孕育了很長時間。一個千年文明古國維系其龐大而亙遠的社會經濟運行，創造出遠早于西方且長期領先世界的物質文明，離開“經濟”不可想象，更非以儒家“諱言財利”之說就能一言以蔽之。把握中國經濟史學的演進與走向，需要深入了解其源流、功能與價值。

中國經濟史學是中國經濟學的“根”

可以認為，中國經濟史學具有傳統和現代兩種形態。前者不具有現代分科或研究范式，但與龐大國家的經濟發展伴隨始終，經歷了漫長的演進過程。自“二十四史”之首《史記》中的《貨殖列傳》到歷代《食貨志》，再到卷帙浩繁的“政書”“經世文編”等中的經濟類文獻，采用較為定型的編撰體例和大抵銜接的記述方式，匯聚而成傳統經濟史學的千載流脈。之后伴隨西學東漸和中國現代化進程，其逐步轉型成為現代中國經濟史學，其典型標志就是現代學科的形成。

20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中國經濟史學現代學科，經過百年發展，取得了相當大的學術突破。國內研究隊伍不斷充實，分門別類的科研成果不斷豐富，研究的深度、廣度不斷拓展。國外學者對中國經濟史學的研究也經歷了不斷發展的若干階段，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近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使中國經濟發展的機制、動力、理論、道路、模式及其歷史演進等愈發成為國際學界的研究熱點。同時，中國經濟學發展及其為獲取世界學術話語權的努力，也迫切需要得到經濟史學的有力支撐。這些都成為中國經濟史學創新發展的重要契機。

但也應看到，與日新月異的經濟學其他學科相比，經濟史學還相對“冷門”。究其原因，除了經濟史學研究有其特殊難度，更主要的是因為其學理價值和特有功能還沒有被充分認識，以致出現經濟學的“貧史癥”。譬如，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眾所周知，而其反復強調經濟史學重要性的告誡卻往往被忽視——“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吳承明指出，“經濟史應當成為經濟學的源，而不是它的流”。這就是著名的“源流之說”。他提出，“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即使是最一般的經濟規律，如價值規律，也不能無條件地適用于任何時代或地區。”由此，任何偉大的經濟學說都將隨著歷史發展而成為經濟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那么，什么是“史”？今天的一切到明天就成了“史”，世間萬事萬物均不過時空坐標中之一點，都會隨著時光演進而成為“史”。經濟現象也好，經濟學也罷，都會成為“史”的一部分。熊彼特給出了經典詮釋：“經濟史——是它造成了當前的事實，它也包括當前的事實——乃是最重要的。”研究不斷積累的經濟史實與發展規律就是經濟史學的兩大主要功能：一是記述、稽核經濟現象和發展史實及其軌跡，研究“是什么”；二是研究經濟發展的動能、理論與規律，詮釋“為什么”。“史”使人明智，它在不斷積累中增添新的“根”，延續經濟學的生命。經濟史學就是經濟學的“根”。

中國經濟史學的研究價值與現狀

作為經濟體量最大、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發展實踐明顯不同于西方經濟發展實踐，對于豐富和發展理論經濟學具有重要價值。伴隨中國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的腳步，理論研究方法也從吸收借鑒逐步深入到立足本國社會經濟實踐、不斷探索和總結中國特色發展經驗與經濟理論。基于充分發掘和把握歷史資源，中國經濟史學的研究價值體現在構建超越“西方中心論”的話語體系，建立自身的學術自信。中國經濟史學以其獨有的深厚積淀和學脈傳承，成為創新經濟學話語體系和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理論體系的重要基石。

就現狀來看，中國經濟史學研究最突出的特點是伴隨社會經濟發展而前行，同時緊跟經濟改革和制度變遷的熱點，為重大現實問題研究提供史實追蹤和分析參照。例如“三農”問題及其解決、財稅改革、產權制度、國企改革、生態保護、政府職能轉變、可持續發展、醫療改革、養老保障等現實問題，無不成為中國經濟史學溯源與考察的熱點。

就研究風格來看，中國經濟史學除了學科研究對象有所側重，治學風格大致有三類，即側重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風格，也可視為各有千秋的“三派”。歷史學派注重史料，精于考據；經濟學派強調經濟方法，長于理論分析；社會學派重視經濟的社會關聯，著力于綜合考察。這些是經濟史學具有交叉學科性質的體現，應取長補短、互相促進。

就研究成果來看，大體呈現“三多三少”的學術傾向。一是研究成果多而基礎理論創新相對少。隨著現實經濟發展，經濟史學的研究內容有較大擴展，加之對研究者科研考核等剛性要求，促使研究成果明顯增加，但源頭創新或基礎理論創新研究還較少。二是有針對性或專門性的科研多而有深度的原創性綜合研究少。專門性科研以特定對象為基礎逐步深入，這是經濟史學研究深化的標識；但有深度的綜合性、交叉性、跨學科原創成果還不太多，故也不無“碎片化”之虞。三是緊跟熱點、借鑒或模仿他人的研究思路、淺嘗輒止的多，而甘坐冷板凳、經得起檢驗、有生命力的傳世之作還較少。

這樣的學術狀況，除了歸因于研究者個體或科研評價體系等因素，更深層的原因在于原有的學科劃分遭遇到新世紀學術發展的挑戰，且非中國經濟史學所專有。可以看到，現今若干重大問題均非某一個學科所能獨自勝任。學術發展在越來越專門化、細密化、精確化的同時，交叉性、綜合性、貫通性的跨學科研究越來越成為鮮明的學術走向。

深化與打通是中國經濟史學的發展走向

“深化”與“打通”這兩方面的走向在中國經濟史學近年的發展中尤為明顯。其一，對中國經濟發展史進行量化分析，建立長時段數據庫，以彌補傳統研究連續性、可靠性數據之不足。這種利用定量方法和技術手段開展的研究工作，對于中國經濟史學的精密化、深入化有不同程度的促進，也有利于推動經濟史學研究的本土化和國際化。其二，中國經濟史學研究對象、內容和體系的拓展表現突出：簡牘契約、方志筆記、詩詞民謠、口述私記等史料的價值愈發受到重視；一些研究領域不斷深入和拓展，如民族經濟史、區域經濟史、海洋經濟史、比較經濟思想史、民國經濟思想史等；中國經濟學術史、中國經濟學史、中國經濟理論史等新領域的開拓以及中國經濟史學基礎理論的創新研究等，推動科研發展步入一個新階段。其三，中國經濟史學研究更加注重基于世界視域來研究中國，通過比較以彰顯特色，置中國經濟演進于世界發展長河中考察。其四，一些學者“學史兼治”，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深入經濟史學領域，考察中國特有的經濟發展方式與道路，探究蘊含其中的基礎理論和話語體系。

再從經濟史學內部來看，“經濟史學”下設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兩大學科，兩者的研究對象不同，卻也存在相互依存的特殊學理關聯。錢穆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我們治中國經濟史，須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體系中來此表現。若專從經濟看經濟，則至少不足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實際上，經濟思想史恰是打通經濟與文化最直接而獨具優勢的學科，它涉及經濟、歷史、文化等領域。研究千年古國直至現今的經濟思想與理論，也是國際領先的“國學”長項。史實證明，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的最初一步正是由中國經濟思想史邁出的。1911年清進士陳煥章就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博士論文《孔門理財學》，而此前約一個半世紀的法國重農學派學說中已不乏中國因素。可惜，這些在西方很有影響的史實并不大為國人所知。因此，打通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學科界限，成為突破經濟史學發展瓶頸的關鍵。

從學理層面看中國經濟史學發展，也不難得出同樣的結論。一般說來，經濟史主要研究各歷史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以及運行的機制和績效；經濟思想史則主要研究人類進行經濟活動的思想、學說和理論，研究它們的產生、發展及其規律性。但經濟史研究并非簡單描述或還原經濟現象，而是借助思想理論去研究經濟運行的機制、績效和規律，假如沒有經濟思想，經濟史就失去了光彩；而經濟思想又是歷史上諸多經濟現象與經濟活動的能動反映，假如離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也就成了無本之木。兩者在傳統時代是不分的，近代以來隨著學術專門化而分科。如今在學科分類愈發精細和深化的情況下，為了突破學科劃分的局限，又要求打破分割、實現貫通。總體而言，中國經濟史學發展走向的核心就是“深化”基礎上的“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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