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國首次報告發現艾滋病30周年。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國強在近日召開的“2015年艾滋病學術大會”上透露，近年來我國年輕男性感染率上升，現有的防治技術策略、手段和能力尚不能滿足需求，防治工作中仍然有許多難題需要科學研究予以破解。

上海市艾滋病防治協會常務秘書長莊鳴華也告訴記者，上海疾控系統從事艾滋病防控的人員僅100多人，難以應對來勢兇猛的艾滋病疫情。與此同時，多項國際合作的艾滋病防控專項基金2013年到期，上海與全國一樣面臨著“斷糧”的困境。如何可持續地推動社會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上海于去年底開始積極探索防艾新模式--設立艾滋病防治孵化基地，引入社會小組共同開展防艾工作，成功實現了防艾工作走出疾控的新模式。

檢測點成為防艾新模式

莊鳴華說，伴隨著對艾滋病患者“四免一關懷”政策的實施，2004年，上海市疾控中心在中山西路開設了滬上第一家艾滋病VCT檢測門診，V、C、T三個字母分別是自愿、咨詢、檢測的首字母。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等諸多因素，當時一周只有10來個人接受檢測，沒多久便關門了。

2005年艾滋病日當天，上海疾控中心租下蒙自路268號建立“艾滋病小屋”，設立了當時市中心的唯一一個檢測點。問題是，檢測人群雖然漸漸多了起來，但最終被確診的感染者卻依然處于“失聯”狀態，無法實現對感染者進行有效的隨訪。仔細分析后發現，感染者流失的原因，竟然是不知所措、無法面對！于是，上海市疾控中心嘗試著與社會組織開展合作。

在莊鳴華和他的同事們看來，“動員和促進社會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是國際通行做法，也是實現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提出的'2030年終止艾滋病流行'目標的一項重要措施。”

去年底開始，市疾控中心在蒙自路268號設立“社會小組參與上海艾滋病防治孵化基地”，引入2家社會小組--以往防艾社會小組工作普遍面臨資金問題，其中包括場地租金以及生活開銷、人力成本支出等，而在這里，政府可以免費給他們提供場所、水電煤等基本生活保障。走進蒙自路268號，上樓便是檢測點，一旦檢測為“陽性”，檢測者便由志愿者引入咨詢室，與社會小組成員面對面，接受心理疏導、健康評估、治療流程、法律咨詢等相關服務。

“同伴教育”提升檢測率

張華（化名）是一名男同，去年起，他發現身邊的6個伙伴中有5人先后被檢測出HIV陽性，深陷困境的他通過朋友圈知道了這個檢測點的存在。從小在國外生長的張華感慨上海的艾防工作已經如此深入--在蒙自路268號，僅僅用了20分鐘時間，他便檢測出了HIV陰性，而一般的醫療機構需要花費3－5天時間。

莊鳴華介紹說，目前在這里孵化的兩家社會小組，一家是上海心生，一家是美麗人生，前者更加注重發現與勸導檢測，而后者則提供心理支持、治療教育、社區關懷及隨訪關懷工作。

談及為何會創立這樣的社會小組，小組負責人說得最多的字眼是：“感同身受”。周易，美麗人生的負責人，2004年被確診為HIV陽性，2009年進入抗病毒治療，期間于2006年3月創辦“美麗人生”互助會。

周易說，他把幫助艾滋病患者重拾生活的信心作為自己的工作目標，而在工作中他也慢慢重拾了自信。“在艾滋病患者的圈子里，彼此稱為同伴，同伴關懷和'同伴教育'對艾滋病患者最有說服力。”周易坦言，如所有檢測出感染HIV病毒的人一樣，那一刻是無助甚至于是絕望的，他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父母、妻子或身邊的朋友，往往會選擇沉默。但他十分清楚，沉默不僅會使身邊的人存在被感染的風險，同時會讓自己無法及時接受抗病毒治療。

“從某種意義上說，控制傳染源不但可以延長自己的生命，對社會也影響巨大。”周易說，他時常接受感染者的委托去告知病毒感染者身邊的人主動接受檢測，同時通過同伴告訴他們何時開始治療、會出現什么藥物不良反應等情況，正是這點點滴滴常人眼中的瑣事，讓感染者從最初的緊張、慌亂、崩潰，逐步進入到一個慢性病長期管理之中。

以發現與動員檢測為服務內容的上海心生，其發展同樣離不開“同伴教育”的理念。負責人劉光（化名）是一名男男同性者，他的小組中有4名全職、6名兼職人員。小組成員除了通過網站發帖宣傳，還會去一些男同較多的浴室、酒吧發放宣傳單，并通過“同伴教育”協同勸導、鼓勵高危人群前來檢測。

盡管防艾工作開展很艱難，但值得欣慰的是，“同伴教育”帶來的效應非常明顯。僅僅通過1年多時間，在這兩個社會小組的共同參與下，去年僅男男同性人員就動員檢測近8000人，今年保守估計將達到12000人，相當于60%以上因男男同性感染艾滋病的人群在這里被發現、被干預。

眼下，“怕感染艾滋病毒，就去蒙自路268號”，已成為男男同性圈的共識。

上周三下午記者在蒙自路孵化基地采訪時，第一個小時內，就有3人艾滋病病毒檢測為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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