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今年在滬浙兩省市啟動考試招生制度改革試點，2017年全面推進，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國特色現代教育考試招生制度，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

先行先試，再復制推廣，這項高考綜合改革將分階段實施。上海高招改革，將不斷在跑動中調整呼吸。

部分試點，穩步推進

新形勢下，高招制度也需與時俱進、深化改革。而任何涉入深水區的改革，改起來絕非易事。國家選擇條件比較成熟的滬浙先行試點，探索如何破解“唯分數論”“一考定終身”，發揮高考“指揮棒”的正確導向作用。3年后，在試點成功基礎上，再全面推進。

無疑，高招改革是一項綜合改革，牽動考生、中學、高校等各個利益相關方。在政策制定中，“教與考”“考與招”“招與管”，這重重關系，必須一一厘清。上海師大原校長張民選教授認為，高考綜合改革是在一個階段內逐步解決人們最關注的問題，而不能僅僅解決某個特定問題，這是一個協調平衡可持續的組合式改革方案，不以犧牲太多其他方面為代價。

滬版方案出臺后，隨著細化實施，一系列問題還待在實踐中解決。如“教”的層面，各科課程標準還在調整過程中，例如高考數學科目不分文理科，就需要重新確立課程標準并嚴格執行課程標準，確定基礎性與拓展性內容的比例，不能超綱教學。又如“考”的層面，外語科目設兩次考試，且加入聽說能力考試，需要建立保障兩考之間可比性的等值技術;而其他將來折算計入高考成績的等級性學業考，也需按照國考標準，建立大量標準化題庫與規模化考場。再如“招”的層面，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究竟設立哪些項目，可能還需公眾“橫挑鼻子豎挑眼”，為保公平公正而公開展示，又要考慮避免暴露隱私。華東師大副校長郭為祿教授認為，這套“綜評”一開始不一定很完善，指標是啥、如何測評、權重多少，都需科學化合理化，同時還有賴于社會誠信甚至征信體系更加健全。

方向明確，日漸開放

改革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高考綜合改革同樣應當處理好階段性目標與中遠期目標的關系。有了改革的大方向，就有了目的地的導航定位支撐。

按照改革總體趨勢，高考等同類型的高利害性考試，開放度將進一步提高。例如高中學業水平考的“隨教、隨考、隨清”原則，目前每個科目的等級性考試只能考一次，而今后可能像外語科目那樣不止考一次，并可以一年兩考甚至多考，且向不同年級考生開放。這樣，學生可以根據學習和復習進度，自主決定合格性考試與等級性考試時間，在合格性考試通過后，一并完成等級性考試。高中教育也將增加自主權，作出自己的教學安排和計劃。

而“6選3”科目以外，信息技術科目也將探索開展等級性考試的可行性，因為這門科目與高等院校的專業對口性較強;同樣，部分學業考等級性考試，如物理、化學、生物等，還可能引入實驗成績，進行過程性考察，也有利于高校選拔學科人才;還有“體、藝、勞”3門過程性考察科目，留有加入高招科目的選擇空間，為今后改革打下了伏筆。郭為祿認為，目前已看出一種趨向，就是選科目與選專業具有聯系性，兼顧了學生與高校的選擇權，同時將給系別專業更多的招生自主權。上海每年招收17萬至18萬大學生，其中上海本地生源5萬至6萬，這也是上海試點服務全國的基礎和規模。上海考試制度會逐步走向更大程度的開放，等級性考試可能會接納更多社會考生參加，并設定一定的成績有效期。當然，當考試開放到理想化程度，無限次的考試會否令某些考生無法承受，這值得政策設計者考量。

步步為營，中試放大

這項考試招生制度深改試點，上海已有多項“率先”，包括綜合素質評價、外語加試聽說、春考自主招生等，都走在前面、試在前頭。上海中學原校長唐盛昌認為，方案本身是關鍵，具體實施也是關鍵，好的方案還要有好的操作。

在未來3年間，滬版方案中的改革舉措是一個步步為營、中試放大的過程。就以春季高考為例，上海在新高考改革之后的春考，定位于地方本科院校少數特色專業的自主招生試點，明年起就將春考招生對象由歷屆生擴大到應屆生，加入面試選拔方式，讓一部分考生在傳統高考之前被“提前錄取”。同時，上海春考將率先探索一名學生被不同院校錄取的招生機制，并鼓勵滬上品牌專業更多進入春季自主招生。而在新版高考實施后，從2018年起，面向中職生的學業水平考試將推出，在考試之外加之德育綜合評價與專業技能學習記錄，以這3個方面作為高職高專錄取三校生的主要依據，并成為其招生主渠道。

至于綜合素質評價這步棋，綜評系統必定將從高中拓展至初中，甚至條件成熟時，從小學開始綜評，采集學生綜合素質信息，讓他們的成長記錄豐滿起來。而與此同時，為確保信息錄入的真實有效，個人以及學校考試招生的誠信檔案將逐步建立和完善。可以說，這些都是高考綜合改革的延伸和擴大。

“綜合改革”本身，也需社會各界的“綜合評價”。2014版上海高招改革可以視為一個“中間臺階”，這意味著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幾年后再邁上一個新臺階。上海杉達學院校長李進教授認為，上海高考綜合改革有深化的余地，可一步步深化，其目的是為了最終去掉高考“指揮棒”，回歸教育本質。上海大學副校長葉志明教授也表示，歷史地看，當社會上無法再辦培訓班，沒辦法再應試了，改革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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