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至30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中國。這是默克爾就任德國總理后的第八次訪華，標志著中德關系已經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近日，德國推出《德國高等教育報告2020》，對于中國學生赴德留學而言，頗具參考和指導意義。

德國是全球第三大留學目的地國家，也是非英語國家中最大的留學生接納國，73%的在德留學生選擇留德是出于德國高等教育的聲譽。

高淘汰率，須把控生源質量

德國高校門庭若市，全球學子接踵而至。2013年至2014年冬季學期，德國入學新生中有留學生86200人，占16.9%。該學年，共 218848名留學生就讀德國各類高校，占比8.4%。作為德國高校最大留學生群體，28381名中國留學生占留德學子總數的13%，遠超第二大生源國俄羅斯(5.1%)。

然而，數量的光鮮并不意味著質量的輝煌。近日，德國學術基金會聯盟與麥肯錫公司聯合推出的《德國高等教育報告2020》為德國留學生教育敲響警鐘：59%的留學生能順利完成學業(32100人)，顯著低于德國學生畢業率(72%);在畢業的留學生中44%定居德國，來自非歐盟成員國的留學生定居比率更低(23.2%)。與德國大學生相比，留學生的高淘汰率主要出現在本科階段。

報告建議，高校該牢牢把控生源質量，須為招生開發一套規范化的測試工具或普及現有的標準化學習能力測試(TestAS)。標準化學習能力測試針對來自非歐盟國家的留學生，一年舉行三次。在中國大陸，申請赴德留學的學生，要是在國內高校尚未完成6個學期學業，必須接受該測試，并由德國駐華使館文化處留德人員審核部(APS)把關。

低定居率，須打造好客文化

德國高等教育體系培養一名外國畢業生需要花費59500歐元，比培養一名本土畢業生高38%。同時，德國高等教育體系向德國人才市場供給一名外國畢業生的公共財政投入(134200歐元)三倍于一名本國大學畢業生(45500歐元)。

盡管投入不菲，但無論留學生畢業后是否選擇定居，德國均為贏家。選擇定居顯然有利于稅收與消費，而回國發展的留學生可為德國連接世界架設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橋梁。

德國高等教育雖已成為重要移民工具，但更需被納入德國各級政府的移民戰略之中，與人才政策聯動。報告認為，聯邦政府可采用項目驅動式的競爭性或獎勵性財政支持手段，激勵高校以優質教學與輔導來吸引留學生并最終助力其完成學業以及定居。

鑒于僅半數留學生(49%)在校園中與德國人深入接觸，生活中則更少(24%)，德國高校校長聯席會議主席希普樂建議，高校不僅要確保留學生掌握必要的學術知識與專業技能，也要注重培養留學生對德國的情感。德國2013年出臺的《德國高校國際化戰略》提出，要打造好客文化。其實，唯有打造好客文化，培育戀德情感，德國政府方能重塑留學大國——把入學留學生以及畢業留學生從2013年的16.9%與7.4%上升到2020年的20%與11%。為打造好客文化，德國外交部實施了留學生獎學金與輔導激勵計劃(STIBET)，每年投入750萬歐元。該計劃雖成效不菲，但面對留學生迅猛增勢盡顯杯水車薪。

人才緊缺，須疏通信息渠道

報告對230家具有代表性的德國企業展開問卷調查，56%的企業在用人方面能完全依賴德籍畢業生，一半德國企業渴求留學生，66%對留學生的渴求日后會愈發強烈。65%的受訪企業認為，政府制定留學生教育規劃也務必顧及人才市場需求。

盡管如此，留學生畢業后在德國就業仍然荊棘叢生，在德國人才市場難有立錐之地。問題主要在于信息不對稱與人脈缺失，還有留學生欠缺的德語能力。為此，報告建議，高校應把生活適應與職業規劃融入留學生教育，以實習或者撰寫論文的方式與企業建立聯系并疏通就業信息渠道。

倘若在德國實現高質量就業，留學生必須在入學前選好學校與專業。學校與專業的選擇關乎職業發展前景及其薪酬水平。通過對100家德國最大企業 529位董事長的教育履歷展開分析，德國社會學家哈特曼研究發現，幾乎所有德國經濟界領袖人物在公辦高校完成學業(私立高校畢業僅1人)，且企業精英分布甚廣。這歸結于德國公辦高等教育的均衡發展。

值得中國學生關注的是，德國工商管理碩士(MBA)學位獲得者極少能問鼎高管寶座。因此，想畢業后盡快獲取高薪崗位，專業選擇尤須慎重。德國畢業生中，工科、理科和醫科畢業生收入最高。法科學生也不遜色，但畢業成績至關重要。德國信息技術專業人才缺口極大，所以該專業本身便可提供極大就業便利。而且，該行業75%的企業認為其人才需求依賴于留學生。當然，博士學歷在所有專業中均占就業優勢。相比之下，文科生對起薪的期望值不宜過高。語言與文化專業畢業生的起薪平均在33000歐元左右。然而，歸根結底，興趣才是留學專業選擇的首要準則。(作者 俞可 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上海師范大學教育領導研究創新團隊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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