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國“十三五”期間的社會保障問題，上周結束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要“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實施全民參保計劃，實現職工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

“十三五”期間是中國實現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也是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之際，還是中國進入深度老齡社會的臨近之時，經濟增長降速、老年贍養負擔加重，均迫使經濟轉型加速，以創新紅利破解改革難題。筆者認為，改變低效投資的粗放型發展模式，需要增加和提高就業質量，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提高居民有效需求以拉動經濟。

三大社會問題的挑戰

我國目前面臨著三大社會問題的挑戰：

(1)我國勞動人口就業參與率下降。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年滿54歲的城鎮男女勞動年齡人口就業參與率為60%，2014年中國城鎮平均壽命達到78歲，城鎮企業職工平均退休年齡卻提前到54歲，加之勞動人口數量減少等因素，職工養老保險收入增長率下降、支出增長率上升，當年資金缺口加大，收支不平衡省份不斷增加。

(2)社會保障高費稅率卻難保持續性。五險費率高達企業工資總額的40%以上，但征繳率不足70%，社會保險資金在流失。部分失業保險金和低保金常年發給有工作能力甚至有工作的人;冒領亡人養老金的事件時有發生，流失資金高達數百萬元;重復參保、套取醫保基金和過度治療大處方比比皆是，醫藥費用是醫生勞務的6~7倍，醫務人員嚴重流失，千人醫務人員比下降。

(3)老齡人口消費不足。數據還顯示，從0歲到90歲人群的消費分布不均衡，15歲左右人群消費額高于平均水平20%，33歲左右人群的消費高出40%，35~65歲人群消費額很低，70歲以后消費額一路下降，到85歲時比平均額低78%，僅為2000多元;可見，教育資源配置不均導致教育附加費用上升、首住房保障不足導致婚房占用父母和祖父母的資金，勞動年齡人口消費水平低導致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老齡人口占比逐漸加大但消費能力每況愈下。

其實，導致這些問題的源頭在于現行公共政策的逆導向，如養老金增長高于工資增長、鼓勵提前退休、低保加廉租房比就業強、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做空導致青年逃費和中年早退、醫院補償不足導致醫生開藥掙錢拉高藥價和占比，等等。可見，轉變發展觀和體制創新是重中之重。

體制改革與創新的五大策略

面對這些問題，筆者認為，我們在體制改革與創新上應注重五大策略：

(1)樹立人均GDP福利相關性的發展目標。

GDP是經濟指標，不是發展目標，中國在深度老齡社會臨近時保持GDP增速6%左右，在深度老齡社會里保持5%，已經高于發達國家的同期水平。忽略成本和分配的GDP帶來了諸多社會問題，提高了產出成本、降低了國民的幸福指數。

根據人均GDP福利相關指數的要求，在“十三五”期間，在第一次分配中勞動工資的GDP占比應達到50%，抑制盲目夸大GDP，適度減少財政收入和資本收入，建立健康發展的收入分配機制;在第二次分配中增加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預算，公立醫院和公立學校的發展規模應嚴格受到預算約束，由此形成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應按照小康社會人均標準的不足部分，引入社會資源，大力發展社會企業、社會組織和志愿者時間銀行，全面提高國民平均收入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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