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手段能解決省域高教資源均衡問題嗎？

7月14日《光明日報》發表河南大學規劃處宋偉的文章《怎么解決高教資源省域布局不協調》，該文列舉的國內高教資源分布不協調的狀況符合事實，但該文提出的主要通過規劃和行政手段解決省域高教資源不協調和不均衡的問題，則未必是可行得通的良策。

行政規劃手段只是有條件使用的手段之一

在解決高教資源分布問題上，行政和規劃的手段可以使用，但它的使用是有條件的，使用的效果也具有不確定性，使用的投入與收效之間往往難以等值，甚至得不償失。

從最近一百來年的歷史看，使用行政權力調整學校布局的行動主要有兩次：一次是日寇入侵，中國政府不得不將大量東部的高校西遷，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在抗戰后期，國民政府下定決心把西北聯大分出的西北工大和西北師大等一些高校留在西安和蘭州。現在看來這一決策確實高瞻遠矚，但它在實施過程中的阻尼效應不可謂不大。而西遷的西南聯大及其他院校，遷居當時對遷入地文化教育有影響，但回遷后影響就不大了。

另一次是1955年到1957年，政府將沿海的高校內遷到中西部地區，也調整了部分高校的院、系、專業設置，以改變高等學校過于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的狀況。上海交大遷往西安最終分出西安交大就是在這次調整過程中的結果。

這次調整同樣在對西部高等教育資源發生影響的同時，也造成了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依照這樣的調整方案，廣東等沿海地區的高等教育受到嚴重削弱。以1946年為例，廣東人口占全國的6%，但各級學校數和在校生數均占全國總數的10%左右。但到了1977年廣東教育卻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980年后，廣東作為經濟改革試驗區的政策使得經濟迅速發展，帶動了廣東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1990年該省普通高等學校本、專科在校生比1980年增117.8%，招生增長206%；1997年廣東省普通高等學校數位居全國第11位，在校生數位居第6位、招生數位居第5位；成人高等學校數位居第4位，在校生數位居第3位，招生數位居第4位。說明廣東的高等教育雖經歷過行政干預的削弱，又在幾十年后在非行政干預的條件下迅速發展起來。

1955年的調整改變了中國內地高校布局，但同時卻拉大了中國高等教育與世界高等教育之間的差距，如果當下仍要執意對國內的高等教育進行貌似“更加公平”“更加協調”的布局調整，則仍然可能忽視高校發展的內在規律，忽視高校自主性，忽視高校對自身發展環境的適切性選擇，極可能迫使高校轉而走向局部區域粗放、被動的規模擴張之路，再次拉開中國大學與世界其他優秀大學之間的距離。

上述歷史表明，大學的生存和發展有其對環境特殊的需要，在不具有使用行政規劃手段的條件時，不能貿然使用行政規劃的手段改變高校的布局；使用行政手段改變高校布局之后，依然是那些具備較好的高校發展條件的區域的高等教育在較短時間迅速發展并超過條件較差的區域。而在不具有發展高等教育的社會環境中通過計劃和規劃的方式發展高等學校，也只會是低效緩慢的。至少在一二十年之內，中國不具備采用行政手段改變高等教育資源布局的條件，需要理性處理和對待一些地區和省份的這種不切實際的期望。

改善當地的高等教育生態環境才是長久之計

以河南為例，歷史上河南大學就曾處于全國大學的前列，后由于戰爭南遷蘇州受到一定影響。1949年后由于受極左思想和行政權力的干預，河南高等教育發展的環境極度脆弱。1968年還發生了中國科技大學與河南擦肩而過的事，說明造成河南處于高等教育谷底確如宋文所說的是歷史原因，但宋文所說的歷史原因還太抽象，甚至有些誤導為僅僅是中央布局造成的，而忽視了當時當地缺少高等學校發展的社會環境這一極為重要的因素。

實行開放政策之后，依然是在行政權力制約之下，河南省政府面臨著發展河南大學還是發展鄭州大學的兩難處境，兩校之間為了爭奪資源影響了發展，這正說明在行政權力的框架之下，各個大學發展的機遇都受到影響。指望通過計劃和規劃的方式調節不同高校的發展對所涉及的高校都只能是雙輸而不可能是雙贏，政府不能再做這樣的傻事。

由此看來，解決省域高等教育資源布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與規劃布局存在相關性，而更為關鍵的因素是當地是否創造了適合高校發展的社會環境，政府放權高校自主發展是否到位，是否真正積極推進了高等學校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了現代大學制度，在于當地與毗鄰地區是否有制度優勢，能否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

所以在幾年前的一次河南省高校領導培訓會上，我就提出類似河南這樣的省份高等教育發展的可行策略是在大學管理體制改革上采取快半步的措施，通過快半步吸引人才、資金，提升大學發展的水平，經過若干年的積累，自然能取得看得見的成效。

即便在美國，東西部高等教育資源也是分布不均衡的，但哪個州都不能期望中央政府通過規劃和布局來改變高校的分布。雖然美國西部的優質高校遠少于東部，但在西部還是有優質高校存在的，西部的優質高校主要通過自己更能彰顯學術自主的管理制度來吸引優秀人才，以保證自己的可持續發展，并與東部的高校比拼，所以西部的高水平大學與東部的高水平大學在水平上不存在顯著差距。

有人可能會認為，中國的高校就是政府分層管理的，分為部屬院校和省屬院校，不能拿管理體制完全不同的美國的高校作參照，就應該依據人口分布平均配置。

有這種想法的人忽視了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形成需要時間積累，短期內較難具有可移動性；另一方面，中國高校要發展和提升辦學水平正需要改革的就是政府管得過多的體制，迫切需要實現管、辦、評分離。在這個節點上指望通過規劃和行政手段改變高校的布局與整個大趨勢就不協調。那種希望高等教育像基礎教育那樣均衡配置的想法本身就有違大學發展的內在規律。當年三江學院由安徽、江蘇、江西三省財政出資建立，對學校建在南京，安徽和江西都沒有異議，因為各方都認為南京是相對最適合的辦學地點。而現在有一種堅持在各省設有同等級別的高校的觀點，恰恰是一種小而全的條塊分割的觀念在作祟，只會把大學辦小，不會把大學辦大。

降低高校招生的計劃性是破解優質高等教育配置問題的關鍵

雖然多重因素決定著優質高等學校分布改變的空間極為有限，但是，讓這些由國家財政出資興建的高校在面向全國招生上做到更加公平則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應該做到的，宋文所談的各種問題也匯聚到招生上面，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降低招生指標的計劃性，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學校與考生的雙向自主選擇。

由于計劃的分指標的招生體制，導致不同區域考生進入國家重點投資建設的高校的計劃相差幾十倍，這才是真問題。

如果還用分指標的方式解決問題，或者說部屬高校面向全國分指標，接著遇到的問題是誰來分，誰能把它分得各方都無爭議，客觀上不存在這樣的人和機構；同時還必須考慮到每年的情況是變化的，不存在可以作為參考的一成不變的依據。

現實中可操作的辦法，就是在招生過程中建立我已說了多年的“牛吃草”機制，讓考生與高校之間多接觸，多了解，“談戀愛”，讓高校與考生之間充分相互了解，自主判斷，雙向自主選擇，自愿結合，更好地激發內在潛能，獲得更好的發展。形成平等、尊重、和諧、發展的生、校關系，從而增強學生自信心；讓層次不同的高校自主通過專業團隊程序化的判斷，招收到自己所能找到的最優秀的生源，從而在整體上形成分層分類的選擇，保證考試招生體系的公平公正性，形成符合人才成長的正向逐級提升的良性循環。

在此基礎上，推進政府的教育財政投入跟著學生走，而不僅僅是看著高校給，從而提高教育經費使用的績效，也就避免了各地高校的低效重復建設。

簡而言之，大學在世界范圍內并不是按照省份和人口均衡分布的，也很難找到哪個國家的優質大學按人口、地理區位或經濟均衡分布，優質大學的存在和發展就如同大雁的生存和棲息那樣，確實需要特定的環境，失去特定環境大學就會失去其優質品格。沿著采取計劃或規劃手段改變大學的布局這個思路并非解決問題的上策；同時，大學需要通過專業的招生機制來保障特定區域內生源的就學機會均等。這兩個問題要分別解決，不能簡單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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