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大款” 追求姓“高”恥于姓“職” 熱衷升本

高職高燒了？

語文、數學、英語，不喜歡上這些課、學起來也比較吃力的劉偉（化名），高考結束后，填報了當地一所普通的高職院校，他當時的想法是，職業院校偏重的是技術，只要好好學習技能課就好了，不用再為學不好這些自己不擅長的課程而頭疼。

但是經過一年的學習，劉偉感覺“當時想錯了”。老師和同學很看重“升本”指標，家長也看重，指望孩子通過‘升本’來重新證明自己，所以很重視英語、數學、語文這些課程。“學好這些課程是升本或考研的基礎，它們就成了最重要的課程，感覺上高職和上本科一樣——追求分數。”劉偉說。

“強調重視沒錯，但要看學生的實際情況，也要看上課的效果，不能主次顛倒吧？注重升學、看重學歷，而不是把技能訓練放在第一位，那和本科有什么區別？加上學生本身的差距，我們大部分同學不適合悶頭學習和考試，能學得過本科生嗎？”劉偉補充道。

一年的學習，讓劉偉越來越有種“混文憑”的感覺，一上這些課，他就打瞌睡，課程上了一半，臺下睡倒、玩兒手機、聊天的同學占了一多半。很多同學還忙著在外面做兼職、實習，上課出勤率不高。“也不是不想學好，但我真的是不擅長學這些，很多時候聽不懂老師在講什么，以前的基礎就沒打好，不如在工廠里實習學到得多。”劉偉坦言。

劉偉的困惑，義烏工商學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賈少華很早就注意到了。近日，他的一篇《高職高燒》在微信朋友圈傳播開來，閱讀量很快就過萬。文中，他總結歸納了現在我國高職院校面臨的問題，用犀利的語言稱高職院校“燒得不輕”，六個高燒癥狀讓高職院校越來越脫離健康的發展軌道，甚至有些“走火入魔”和“神志不清”。

高職“傍大款”

為學生的可持續發展負責？

賈少華在為高職院校診斷癥狀的時候，首先瞄準了它的“姓氏問題”。

高職既姓“高”，又姓“職”，但首先應該姓“職”，它的本質是職業教育。但是很多人太注重它的“高”姓，而忘記了它“職”的姓氏，就會按照精英教育的那套標準和模式來辦學，這就可能誤入歧途。

在賈少華看來，這個在“姓氏問題”上的偏離，使很多高職院校出現了“傍大款”的情況，即高職教育向本科靠攏、向精英教育靠攏，一味強調學高等數學、英語，提升人文素質。

“邏輯上講，這樣的高職發展思路好像沒錯，但實際執行過程中帶來的弊端是無限的。自認為是精英，實際上是偽精英，因為發呆無人文，失敗無素質。”賈少華說。

在賈少華看來，這種偏離，除了產生劉偉所說的在教學效果上的問題，如學生在課堂上昏睡一片、提不起興趣、學不到真正的知識精髓，還有更深層次的影響。過分強調高數和英語的課程設置方式，不僅激發不起他們對學習的興趣，更可怕的是可能摧毀他們的一分自尊和對人生的自信，覺得自己永遠也學不會這些，永遠也做不好事情，也不知道自己發展的方向在哪里。這就加深了現在社會對高職學生的總體印象：似乎他們學習永遠不在狀態，生活缺乏激情，缺乏奮斗的目標，過著得過且過的日子，發展后勁兒也與高學歷人才的差距越來越大。

“教育最大的悲哀在于摧毀一個人的自尊心。高職學生本來數學就不好，英語也不好，他們學這些就是很吃力，我們還每天拿著數學和英語去折磨他們，可見他們的痛苦和迷茫。”賈少華說。

然而，在陜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崔巖看來，賈少華的觀點“有些偏激”，比如學數理化和英語，很多家長和學生有這個需求，學得好的高職學生，畢業去德國直接讀碩士去了，學習更好的技術。如果英語不好，根本不可能有這種機會，如果按賈少華的導向，就是要減弱這些課程，肯定也有問題，就限制了學生今后的發展空間。崔巖認為，不同的院校、不同的學科和專業，對不同的基礎課程應該有不同的要求，純粹不學或者都不學都不重視，在現在這個大環境下，很可能就把好學生的后路給斷了。

從常州工程職業技術學院畢業的季希澄剛工作半年，想法就和上學時不一樣了。“我們很多機械都是從國外進口的，說明書和設備參數都是英文，如果這幾年學校沒有加強英語教學，沒逼著我們學，很可能我的英語就荒廢了，就很難讀懂這些英文的說明書”。

還在上海健康醫學院讀專科的陶詩遠也認為，數學、語文這種課程，是很基礎的，學技術涉及很多公式和推導，數學學不好，只能做些簡單的操作，更高要求的技能就有些吃力，語文學不好，基本的表達和寫作就會很吃力，在這個社會上就很難走得更遠，所以不能偏廢。

高職姓“高”

虛榮心在作怪？

賈少華認為，現在已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階段，幾乎每個人都可以上高職，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再強調姓“高”的問題，而應該強調姓“職”的問題。“我不反對高職姓‘高’，反對的是姓‘高’的這一套做法。”賈少華說。

在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員、高等職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姜大源看來，高職院校首先姓“職”，不是姓“高”，它的基詞是“教育”。

“中職和高職都要關注人一生的發展，首先要強調一個字，就是‘職’，就是職業的屬性。然后才加上了‘中等’和‘高等’這樣的詞語，不能只看后者，而忘記了前者。”姜大源說。

姜大源強調，見高等職業教育就說是專科，這也是錯誤的。技能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根據美國德國等國的研究，大國工匠的技能有7個層次，第7個層次就是實踐。大國工匠的技能水平是像“錢老”（錢學森）那樣不能取代的，他們應該有和“錢老”一樣的社會地位。

賈少華也認為，高職院校首先應該讓學生掌握職業技能，“高”要體現在更高一個檔次的職業技能，而不是強調精英教育，模仿本科的目標設定、課程體系和培養方式，成了本科的壓縮餅干，讓人難以下咽。

“從高職院校的領導到老師，總是希望把自己拔高，似乎這樣才有面子，才有身份，才有尊嚴。歸根到底就是一種虛榮心。”賈少華說。“我們教育改革，也是在迎合社會的虛榮心，這是一種錯誤的做法。”

在賈少華看來，教育要引導社會民眾的看法，而不是迎合社會這種錯誤的認識。“社會走偏了，教育也不應該走偏，更不能迎合，要通過引導糾偏。”

“高職試辦本科，說是改革創新，實際上是為應用型實用型人才的培養開了一個很壞的頭。”賈少華舉例，高職的學制由3年延長至4年，就是一種迎合社會虛榮心的表現。學校利用了家長、學生的虛榮心，也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令人擔憂的是，家長、學生在滿足虛榮心的同時，付出了孩子的青春和家庭的金錢，而學校在滿足虛榮心的同時，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副廳級有可能變成正廳級”。

在美國訪學期間，賈少華發現，美國曾經的大學也像中國今天的大學，熱衷于升格，兩年制的社區學院要升格為本科，普通本科要升格為研究型大學。但是后來，美國厘清了辦學思路，即需要不同層次的大學培養不同層次的學生，以滿足社會的不同需要，不同人的知識和素質結構也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們斷然拒絕了讓所有學校升格的想法和主張。甚至在加州，以“法”的形式規定了大學不可以升格，社區學院永遠是兩年制，州立大學永遠不能成為研究型大學。“我們也應該這樣，用法的形式來規定高職不能升本科，人家走過的彎路，我們為什么要重走？”賈少華說。

高職“升本”

迫于生計而為？

賈少華還指出了高職院校中出現的另一個傾向，即當今的高職院校，在教師招聘上鐘情于博士、博士后這樣的高學歷畢業生，高職院校的教師熱衷于科研和學術，而忽視了老師在一線工作和操作的經驗，雙師型教師的做法落實得不到位。

賈少華發現，在對高職院校的評價體系中，對高職稱、高學歷、高學位教師的要求越來越突出，對教師科研的要求也越來越突出。“我認為是有偏差的”。

對于全國職業院校流行的“升格熱”，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黨委副書記王壽斌認為，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學校自不量力、不切實際地瞎折騰，好像是領導好大喜功，但從本質上講，卻是學校被迫而為，是在當今“文憑社會”的大環境中，迫于生源壓力和就業壓力的無奈之舉。可以想象，如果社會大環境得到了優化，政策環境不歧視職業教育，“升格”不是職業院校擺脫困境的唯一選擇，那么，很難會有學校自加壓力，盲目追求升格。

王壽斌認為，眼下，許多高職院校的辦學定位出現了“偏航”，熱衷于“專升本”和通識教育，或像大學，或像高中，“就是不像職業院校”。他覺得，不少專家喜歡打學校的“板子”，甚至想當然地指責院校長們不懂職教，這其實是一個浮于表象的誤解。

“在我國，職教發展更受社會綜合環境的影響和制約，發展環境的問題得不到解決，職業院校很難做到自主辦學，只能被迫畸形發展。”王壽斌說。

在姜大源看來，高職院校要發展，必須遵循自己的規律，沿著自己正確的軌道走，不要三心二意，要堅守自己的東西。國家對于示范學校、骨干學校的建設，應該堅持。“要創新，也要自信。工業4.0、中國制造2025，未來的制造業怎么發展？一是個性化訂制，二是創新設計。創新設計需要清華北大的人去，而個性化訂制需要職業院校的人去實現，要實現這個目標，就不僅要培養具有熟練技能的技工人才，還要有較強的通識教育作基礎，要有持續發展和學習的后勁，這樣的教育，不僅僅要在學校期間完成，更應該是在以終身學習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現代教育體系中實現。”姜大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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