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一個系統性的社會建構，當下的短板或急需是要在制度設計上包容創新。近來發生的若干事件引發社會對中國高校及研究機構創新能力的質疑，這些質疑無論動機如何，都是對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能力提升的一種促進。這種促進能否有效地發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又取決于高校和研究機構是否建立了對創新的包容機制。

對創新的包容機制比具體的創新更有價值

對于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健全發展來說，值得追問的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是，什么造成了創新能力不足這樣的狀況？其原因也不復雜，就在于現有大學和一些研究機構采用類似行政機構的管理體制，以服從為規則，對創新不能包容，甚至要千方百計排除各種創新，對損害創新的行為進行掩護、辯護和包裝，從而在外表上顯得一個單位很“團結”，實質卻是世俗水平的一團和氣。

這種排除創新的力量就在于在研究過程中設置不能質疑的權力。比如最近一些學校傳出動不動就要把某人掃地出門，甚至一些人在網上發起將某某教授清除出去的非理性行動。事實上這些人正以自己所反對的方式反對自己所反對的人，以不能包容的口氣顯示其不能質疑的底色。

對那些不能被別人質疑的人，他已經說過什么別人就不能質疑，他下了一種判斷就不容許別人下另一種判斷，這就阻礙了別人真實的創新言行，而那些不能被質疑的人自己并未意識到這點，還自以為永遠正確。類似的現象在各大學和研究機構并不鮮見，當某個選題被一個并不專業的領導看中，就得投入大量財力和人力攻關，過一段時間后才發現僅是對別人研究的簡單重復，在這一過程中浪費了大量財力人力和眾多參與者的寶貴時光；一些學校制定的對教師和研究人員繁瑣重復的管理和考評程序，讓大家花大量時間辦各種簡單重復的手續，整個過程缺少專業的質性判斷，阻止了人們去從事真正的創新，分散了人們從事真正創造的精力；還有計劃課題、形式化的量化管理，考評只在乎領導看法，失去客觀性和專業性，這些都是對創新的包容機制沒有形成的現實體現。

行政機構中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學術機構中不受質疑的權力必然阻礙創新，這是對古今中外組織行為都適用的基本原理。即便明顯是外行的管理與評價，卻不能夠被質疑，誰質疑將會付出沉重的代價，這些都是阻止和排除創新的體制性存在。在這種體制下，即便有少量的創新，也只會是成本很高的，或是偶然性的創新。唯有在高校和研究機構中建立了包容創新的機制，創新之花才會遍地開放。

消除了質疑就消除了創新的起點

大學和研究機構是社會持續進步的動力，動力的源頭即在創新，創新的源頭在于質疑，在于許可各種質疑自然生成和自由表達。這些年不少大學由于普遍存在對創新的體制性不包容，以致降低了對創新的認知和辨別能力，一方面不知何謂抄襲，何謂創新；一方面又虛榮地羨慕創新，于是就避免不了把抄襲當作創新。由于缺少對創新的包容機制，就在阻止真實創新的同時，對專業人士一眼就能看穿的非創新內容進行包裝，于是就有了“創新”詞匯的鋪天蓋地卻難得一見創新行為的怪現象。

制度上包容創新的初始條件就是撤去大學和研究機構中不能質疑的絕對權力，讓每個人天性中的質疑得以自然生長和充分表達，師生之間也能質疑與問難，學校內部不存在不能質疑的人，不存在不能質疑的事。人的天性中就有創新的潛能，在不受外力阻礙時就能自然表露出來，若能獲得適當的環境就能成長發展起來。創新的起點是質疑，陶行知曾寫詩道：“發明千千萬，起點是一問”，人常言“宗教始于信仰,科學始于懷疑”，消除了質疑，后續的創新就不可能生長起來。

制度上包容創新的過程支撐是需要建立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對他人的尊重，尤其是有一定權力的人不能不尊重他人，不能不尊重其他研究和教學人員的勞動、見解和基本人格，不能不尊重他人的專業積累，不能指望他人的專業積累在自己的名下結穗子。而是要容忍差異，甚至容忍與自己意見相反的人，不用俗見衡量他人的創新之舉，不能用功利大小衡量創新的價值，也不用個人喜好去為尚未確認的創新戴高帽子。

制度上包容創新的終端出口則是規范、精準的專業評價。沒有經過規范、精準的專業評價，就不能輕妄地給某一件事下創新的判斷。

有了容納質疑、尊重差異和專業評價，才能疏通一個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創新通道。

長期以來，作為行政機構附屬和復制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由于其中存在過多的不能質疑的非專業權力，從而使得眾多創新胎死腹中；由于一些人掌握了權力就急于自立門戶，不顧自己學術見識深淺地采取任務模式指使他人，高強度多任務的模式對創新能力造成嚴重損害，使少量殘存的創新難以生根發芽；再加上評價的不專業，使極少數接近完成的零星創新泯然于平常之中，反倒讓那些無節操的人以各種課題負責人、單位領導人的名義“借鑒”、收割他人的創新成果。

在現實中，包括一些握有學術重權的人在內的不少人，不以此種違背學術道德的事為恥，反而暗中鉆營，伺機獲得一杯羹。正是這樣的體制環境和有此種心理的人共同存在并相互利用，才導致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創新所需要沖破的阻力層大大加厚，眾多人在這種環境中失去了創新的欲望，創新意識和能力逐漸退化，這是中國優秀原創產品嚴重匱乏的根源所在。

用實證回應質疑是維護創新的恰當方式

任由質疑為質疑，并不一定就能走向創新。簡單、武斷地消除質疑，或不允許質疑也不能走向創新。

若想實現創新，應對質疑的就不是行政指令、封鎖、打壓、刪除或武斷否認，而是實證。實證是從質疑到創新的艱難卻有效的過程。實證就是對質疑的事通過觀察、實驗和調查各種途徑搜集證據，或擺出事實進行證實或證偽的過程，然后再依據實證的結果去行動。

實證的方法早期主要用于自然科學研究，法國哲學家孔多塞（1743-1794）、圣西門（1760-1825）、孔德（1798-1857）倡導將自然科學實證的精神貫徹于社會現象研究之中，主張從經驗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會現象的研究達到精細化和準確化的水平。雖然這種提倡至今已近兩百年，但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里還十分缺乏實證方法的理解和運用，不僅在學校管理、評價，社會現象的研究中嚴重缺乏這種方法的運用，還導致這些領域幾乎與創新難以接觸。即便在自然學科，實證的方法也沒有得到深入普遍的運用。

用實證的方法回應質疑，質疑方、被質疑方或者涉及質疑的多方需要站在平等的基礎上進入實證過程，不能以行政級別高低、學術資歷深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出資人或被資助者，或其他各種理由將質證雙方或多方置于不平等的位置。最終的判斷依據是證據和邏輯，沒有完整確實的證據，不符合邏輯就應該毫不猶豫地被否定，不應留下中間地帶和灰色空間，不宜在權力或利益的驅使下設置緩沖空間。這樣的實證過程不斷地發現新的現象、新的規律，就必然是個不斷創新的過程。

觀察當下高校和研究機構，能夠用實證的方式來回應質疑的還很少，不少人還缺少這種理念，也不熟悉這種方式和途徑，從而導致真實的創新在這種環境下難以發生。而大學和研究機構要擔當起萬眾創新的領跑者責任，就必須不斷努力，逐漸朝著建立經得起質疑，也經得起實證的管理、評價機制的方向努力。

用實證回應質疑遠比采用簡單否定或刪除的方式要“費力”得多，也會讓一些當事人感到“為難”；然而，它對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發展后效要優良得多。簡單否定或刪除質疑只會導致對抗或內部的冷戰；用實證的方式則可以通向多方形成共識、和解，不斷證偽并拋棄那些落后的東西，進而營造更有利于創新的學術氛圍，推動一個學校和研究機構的良性發展。

創造質疑與實證相互回應的空間，徹底消除無意識的抄襲、模仿，迎來真實的萬眾創新的當務之急就是徹底檢視現有的大學管理與評價體制，消除學術機構中不受質疑的權力對創新的阻礙，更多采用實證的方式回應質疑，拓展對創新的包容空間，讓真創新生長起來去甄別、戰勝偽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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