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上海高考語文作文題，不僅是市民百姓的談資，也足以影響全國語文寫作教學和命題走向。
盡管今年的上海高考閱卷工作早已順利結束，但圍繞高考作文命題的爭論一直在持續。從命題者、閱卷者到一線語文教師、資深教研員，以及長期從事語文教育研究的大學專家學者……業內人士面對蘊藏在高考作文命題背后的一系列“大問題”，觀點爭鋒激烈。
對考場出現的“三假作文”到底怎么看？高考作文命題是否已進入“拐點”？（相關內容請參看文匯報7月3日6版《文匯教育》專刊）把中法高考作文題放在一起比較有沒有意義？……本期，又有學者撰文，對語文作文的評價標準提出了真知灼見。本刊也繼續歡迎關心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學者專家加入討論。
高考作文涉及的寫作材料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事實性材料，一類是思辨性材料。在近年來各省市的材料作文中，出題者提供思辨性材料較為普遍，而上海卷更顯特出，今年的作文題“和諧的自我”也不例外。
對此做法，有人質疑說：恰恰是因為出題者提供的材料已包含了思辨性，使得學生的思辨空間被擠占，學生充其量只能在已有的思辨框架中完成一道問答題。針對這種思辨性材料的所謂“明顯缺陷”，有一些專家提出，上海高考作文命題已進入“拐點”，接下來，出題者應該通過提供事實性材料而不是思辨性材料，讓學生自己概括、分析，以檢測其獨立的思辨能力。對此觀點，筆者實在不敢茍同。
所謂作文命題進入“拐點”，實在理據不足
每年高考結束后，學界總會對當年的命題特點和今后的命題走向展開研討，出現不同的觀點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畢竟，真理越辯越明。
雖然我不認為今年上海卷提供的作文材料在文字表述上沒有瑕疵，也不認為思辨性是高中語文寫作的唯一要求（我們對高中生的寫作要求應該更為寬廣），但這里需要澄清的是，學生不能開拓思辨空間，這與出題者提供的材料已包含了思辨性并無必然聯系。
假如命題給出的是一段事實材料，要求考生加以觀點的提煉和思辨性的分析，這固然可以成為議論文寫作的教學導向；但另一方面，針對已經包含思辨要素的觀念性材料，考生依然可以進行“二度”思考。就像英國歷史學家柯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中說的，“讓思想材料本身，成為思考的對象”。如果有些教師真的希望高中生寫出來的議論文也有一定的哲學味，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對事實材料的思考，還需要對有關事實的思考加以再思考。
從今年上海作文題來看，確立“和諧的自我”這一價值取向，就可以放在兩個層面加以反思。其一，從個體的心理內驅力說，“和諧的自我”與“沖突的自我”有互補性。和諧的自我追求穩定性，沖突的自我追求生長性。當一個社會趨于保守時，“和諧的自我”常常會與不思進取、消極保守劃等號。比如《紅樓夢》中，薛寶釵比之林黛玉，其自我內心要和諧得多，但從小說世界展示的整體評價看，對于薛寶釵的貶斥顯然要過于林黛玉。有這樣的傾向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為薛寶釵的和諧畢竟代表著一個保守的儒家禮儀文化，代表女性對自身正常欲求的壓制。其次，“和諧自我”與“和諧社會”有本質差別。和諧社會固然是有識之士大力倡導的，但和諧社會的達成，未必能與“和諧的自我”劃等號。我們更應該把“和諧的自我”置于“和諧社會”這樣的背景中來思考時，才有可能確立正確的價值觀，把“和諧的自我”跟一種泄憤式的心靈平衡或者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區別開來。
所以，思辨性作文材料直接呈現的二分式關系固然能夠引導考生進一步去思考，但這畢竟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也許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自身的思維推進中揭示材料隱含的對立，如何在材料給定的結論中發現其得以成立的社會前提（而不停留在心靈內部），作文的思辨性而不是教條性，才能真正體現。
把缺乏思辨性作為習作“言之無物”而打壓，值得商榷
由于命題者提供了思辨性材料，無形之間，對考生或者閱卷者來說似乎又形成了一種“默契”：思辨性是考生作文的核心，寫作言之有物的“物”只能是就思辨性而言的。一旦考生寫出的文字沒有提供線性式邏輯推進的思辨性，如果再加上這“缺乏思辨”的文字比較華美，辭藻組合得比較出人意外，就有“文筆優美、內容空洞”或者“華而不實”的嫌疑了。
提倡文章言之有物，反對形式主義的華而不實，應該成為作文的正道，也是寫作教學關于語言的基本要求。但我們也不應該忽視一個基本事實：語言的華麗與樸實的差異，既跟語言反映的事物狀況或者事理邏輯有密切關聯，也跟寫作者自身的生命風貌、跟主體的心理狀態、情感態度有相當一致性。
再者，年輕人寫作，或者作家早期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對語言形式的迷戀，都習慣于對文字加以精雕細琢，或者堆砌一些華麗的辭藻。就像何其芳回顧其早年散文創作時說的：“我喜歡那種錘煉，那種彩色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那譬如一微笑，一揮手，縱然表達著意思但我更欣賞的卻是姿態。”即使這樣的語言美在我們有些評論家看來是形式大于內容的，但對于寫出這樣文字的人來說，是帶著真誠的十二分夢想的，也是他們組織文字的想象力體現。要求他們也來個絢爛至極歸于平淡，要求他們的寫作質樸無華，這或許倒是我們教學者、評判者自身“老人心態”的一種不自覺流露。
盤結在作文命題背后的問題還在于，如果出題者并沒有對考生的寫作有思辨性要求，那么面對思辨性材料，考生在考場寫作時，僅僅把材料的思辨性通過自己的寫作轉換成以美文傳遞的一個故事，一種感覺，又有何不可呢？讓考生寫出的故事、感覺和想象，展開為與命題者思辨材料的一種對話，就像捷克小說家昆德拉習慣于說的那樣，用文學家的感覺與哲學家的思辨來展開對話，又有何不可呢？
是的，高中生固然需要思辨能力的培養，但想象力的培養，詩性智慧的開啟，情感世界的開掘，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高考卷中給出的作文命題本身沒有思辨性要求，卻在閱卷時，把思辨性等同于所言的“物”，把缺乏思辨性作為言之無物來打壓，值得商榷。
當然，我這樣說不意味著高考寫作不需要倡導一定的思辨性。我強調的是，不能把教學目標單一化、把評價標準狹隘化，不能在有意無意中，把思辨等同于言之有物的“物”，這對寫作教學就會產生一定的誤導性，長此以往，也不利于對學生人格的全面培養。特別是當這種標準在試卷題目中沒有明示給考生，卻又在閱卷中作為評價的標準，其結果，很可能會失去了合理性和公平性。
把法國哲學考當本土作文命題參考，是想象力貧乏所致
其實，就作文材料思辨色彩較為濃重的語文上海卷來看，命題者也沒有把思辨性作為寫作的唯一要求。日前在華東師范大學召開的內部研討會上，上海卷的命題教師強調，提供的材料本身就有對抽象的思辨特征和具體生活經驗的并重性。但問題是，何以這種并重被忽視了，變成了大家都只糾結于思辨性問題來討論，而把生活體驗的問題一概丟棄了呢？
原因雖然復雜，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近年來出現了一個奇怪現象：國內討論高考語文科目的作文卻常常會拿法國哲學考的作文題來作參照。相形之下，哲學思辨的開放性、針對性、獨立性等一系列特征，統統被移用過來成了評價國內高考語文作文題以及實際作文的標準，既批評了國內以往作文的思辨的“無”，也批評了當下作文的思辨的“假”。
令人疑惑的是，為什么不拿我們政治考試中的哲學論述部分與他們的哲學題來比，而要把我們語文高考中的作文題來與他們哲學科目的作文題比呢？要語文課程及相關考試也承擔起哲學課程的總任務，這樣的要求是合適的嗎？略去不同課程的整體教學背景及課程標準，來比較兩個作文題的開放或者封閉，辯證或者教條，來比較兩種作文的優劣，這種比較本身以及得出的結論，究竟是切合還是遠離了我們所倡導的思辨性呢？
我們當然可以說這種比較是信息不對稱的結果，也可能是自身想象力貧乏所致，因為我們無法想象好的命題和作文應該如何，就希望取現成的例子作標準。但正是這種簡單比附的機械思維，才影響到對命題、作文、閱卷等一系列的誤解，而最終歸結出作文思辨之假、美文之假等一系列假問題。要我說，有一種可能就是判斷者自身的思維出了問題，把邏輯上的“非A”當成了“假A”。猶如判斷一個男人是假女人一樣，雖然不顧邏輯的荒唐性可以讓人一笑置之，但其對教學帶來的負面影響，無論是對文筆還是內容的理解都變得越來越機械和狹隘，是不能不讓人深為擔憂的。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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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哲學考與中國語文考試，沒太大可比性
法國的考題不是語文，而是“哲學”，我們熟悉的許多法國思想家都曾提到他們在這種哲學考試中初試啼聲的意義。那種考題其實是哲學小論文，出的是哲學范圍內的題目。而中國高考作文題屬于語文范疇，考的是基本文字能力、語言素養、理解力與表達力，這與法國考題性質不同。法國是個具有悠久哲學傳統的西方國家，哲學被其整個社會視為重要基礎學科。這種考試設計和考題在法國以外的其他西方國家也不多見，它確實有特色，但與中國語文考試沒太大可比性。
——北京大學中文系張頤武
有什么樣的考試，就有什么樣的公共文化
有什么樣的考試，就反映出什么樣的公共文化，這一點非常清晰。
我越來越發現，人們在日常生活當中，一旦要運用哲學的時候，就變得特別傻。無論是在傳媒的報道中，還是在一些會議上，一些非學術工作者發言，通常會用他們學到的那套哲學，如一分為二、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等。這些未經思考的語言領導著人們的思維，這種思維就形成了一種公共文化，而這種文化具有很大的教條性和封閉性。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
中法對于教育的整體理解不同
許多學者專家認為，法國的作文命題體現出的是一種“素質教育”導向，而我覺得，這不是什么“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的問題；中國和法國，不是教育的路徑不同，而是對于教育的整體理解不同。……無論如何，法國會考出的題目，顯然不是指望中學生們在短短的時間內寫出一篇邏輯嚴密、思想深刻的鴻篇大作，而是期望他們給出個人體驗式的表達；其前提是，那些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一直不乏對于抽象問題的實際追問；至少，他們不會在知識學上找到那些問題的標準答案。
——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胡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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