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何其芳在1938年11月寫下了《我歌唱延安》這篇文章。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延安”兩個字在知識分子心中有著別樣的分量。這種“延安光環”不僅深深影響著國內的知識分子，同樣還蔓延輻射到了海外學子當中。

抗戰爆發的消息傳到海外，猶如一聲急促哀凄的集結號，在每個求學游子心中吹響。抗戰前期，海外1萬多留學生中，有8000多人在抗戰開始后1年內，千里長驅，回到此時破敗蕭索的祖國。八年抗戰造成了全國無數個“小家”的大流離，而有志之士也在這漂泊動蕩中，憑著胸中報國的信念，從四方聚集成了一個“大家”。“延安”如同一片圣域，成為很多留學生心目中報國救民的代名詞。

從海外，到一窮二白、黃土縱橫的陜北一隅，正是心中的一團火，點亮了前行道路上未知的險阻艱難。

這些奔赴延安的海外學子中，大部分是進步的左翼學生，也有少數共產黨員。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思想界漸漸掀起了“馬克思熱”，這股“馬克思熱”隨著出國潮逐漸延伸到海外，其中以留日學界回應最為熱烈。當時左翼留日學生組織的進步文化團體多達二三十個，參加人數約有五六百人，占當時留日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左右。抗戰爆發后，中共東京特支領導東京各進步文化團體，將這些進步同學分期分批安排進歸國留學生中。戰時奔赴延安的留學生中，留日學生占了大多數。“狂飆詩人”柯仲平就是其中之一。留日期間，柯仲平曾組織在東京的中國云南籍留學生成立“理踐社”，介紹研究馬列主義著作。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仍在東京的柯仲平于1937年8月秘密歸國，歷經3個月的輾轉路途后，柯仲平終于來到延安。

初到延安的柯仲平即被任命為陜甘寧邊區文化工作訓練班組長，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同年12月，陜甘寧邊區文藝界救亡協會成立，柯仲平任副主任。

延安波瀾壯闊的生活帶給這位詩人無盡的靈感，《邊區自衛軍》《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兩部歌頌工農斗爭生活的長篇敘事詩于1938年相繼寫成，這也是解放區詩壇中較早出現的描寫工農斗爭生活的著名長篇。正如柯仲平在詩中寫到的：“他們的鄉土和他們的血肉永遠分不開。”柯仲平就這樣一頭扎到了延安，用自己的筆和眼，記錄和贊美著這片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

如柯仲平般在延安投身戰時宣傳與政治工作的留學生不在少數，他們大多利用自身的知識優勢，擔任教員，發展邊區教育。當時，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延安自然科學院、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陜北公學等，均有歸國留學生，或為學員，或為教職員。

1935年，冼星海從法國巴黎音樂學院畢業回國，投入抗戰歌曲創作和救亡音樂活動，創作大量群眾歌曲，并為進步電影《壯志凌云》《青年進行曲》、話劇《復活》《大雷雨》等作曲。后參加上海救亡演劇二隊，并赴武漢與張曙一起負責救亡歌詠運動。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他參加上海話劇界戰時演劇二隊，進行抗日文藝宣傳。

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全體師生的邀請電報。于是，他高興地對妻子錢韻玲說：“我們到延安去吧。”說走就走，這年11月，兩人攜手奔赴延安。在延安，冼星海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課。在魯藝，他負責音樂理論、作曲的主要課程，還教授音樂史及指揮。1年半的時間里，他進入創作的巔峰期，譜寫了《軍民進行曲》《生產運動大合唱》《黃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特別是詩人光未然作詞的《黃河大合唱》經冼星海譜曲，成為了曠世千古的絕響。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慶祝魯藝成立周年晚會上，冼星海穿著灰布軍裝和草鞋，打著綁腿指揮《黃河大合唱》，在場的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首長連聲叫好。更有許多人唱著“風在吼，馬在叫”，走向抗日戰爭最前線。

當時的延安猶如一塊“磁石”，不斷放射出光芒，吸引著進步青年。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學習與工作中接受了馬列主義，投身共產主義事業。當時，八路軍和新四軍中匯集了一大批留學歸來的文學家和藝術家。

版畫家劉峴，1934-1937年在東京帝國美術學院留學，1938年歸國后加入新四軍第四支隊；劇作家杜宣，1933-1937年留學日本，抗戰爆發后立即回國，組織部分進步青年進入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工作；作家陳子谷，在日本留學，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便回國直奔延安，先入陜北公學學習，畢業后被分配到新四軍第二支隊擔任敵工干事。

此外，陜甘寧邊區文協副主任田間、高長虹，皖南文聯副主任蒲風等，均是戰時歸國留學生。

除留日學生赴延安大潮外，留學歐美的學生也有部分奔赴抗日根據地。與留日學生相比，歐美留學生一般學歷較高，更加受到根據地的重視。

當時在延安學歷最高的人——陳康白，就是個“洋博士”。1939年中共中央創辦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時，副院長陳康白和教育處長屈伯川均是新從德國留學歸來的博士。陳康白后任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為邊區的科技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畢業于柏林大學經濟系的江隆基回國后，初以西安綏靖公署政治處上校秘書身份協助中共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1942年被任命為延安大學副校長，肩負重任。

當時延安的科研力量較為薄弱，歐美歸國的一些理工科留學生，是抗日根據地所急需的人才，他們的到來，大大補充了邊區的科研力量。1942年，中國共產黨在淮南解放區籌辦淮南大學，約聘1939年回國的留美工程師、土木建筑專家陳端柄。他毅然放棄之江大學的教授職位，欣然應允淮南大學教職。

抗戰爆發后，留美歸國博士、有機化學家邢其毅放棄眼前優越的研究條件，立即回國，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學所任研究員。為了支援抗戰，尋找抗瘧藥物，邢其毅跑到云南邊境河口地區收集金雞納樹皮，開展有效成分的分析研究工作。在大后方目睹了國民政府的腐敗，邢其毅決心尋找新的救國道路。1944年，冒著生命危險，邢其毅從大后方來到中共抗日前線皖北解放區天長縣，參加新四軍的工作。后來在淮南軍醫大學擔任化學教授，從事藥物研制和生產，為新四軍的藥物供給作出重要貢獻，并為解放區培養了一批藥物學人才。

抗戰時期，如邢其毅、陳端柄這般奔赴抗日根據地的留學生具體數量已不可知，粗算大約在200人以上。這雖然只占了戰時歸國留學生的一小部分，但對于急需高級專門人才的抗日根據地來說，已是值得令人振奮的數字了。可以說，抗戰時期，抗日根據地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業取得長足的進步，與歸國留學生有著緊密的聯系。

這些留學歸來的學生，猶如一股股強有力的新鮮血液，在延安這片土地上奔流、活躍著，為這片土地帶來了明亮的色彩。他們不僅是知識技能的傳授者，更是延安鮮活的希望和發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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