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無法選擇自己出生的時間與空間。你生于哪個國家、哪個家庭，是無法自主的。

正是因為這種無法自主的屬性，出生地便成為一個人身份符號的一部分。當你在省會上學，人家會問你是哪縣人；當你在首都上學，人家會問你是哪省人；當你出國留學，人家會問你是哪國人。

同樣地，“故鄉”、“故國”之思，也成為大多數人難以去懷的一種情結。而且這種符號與情結，越近越淡，越遠越濃。離家者更思鄉，出國者更愛國。

抗戰前夕，有一篇題為《贈別出國留學諸君》的文章這樣寫道：“諸君永應牢記以國家為大前提。諸君一旦離開國土，便立刻要發現國家對于個離開國土，便立刻要發現國家對于個人是如何的重要。人將稱你為‘支那人’，國籍將成為人們描寫你的特點，成為你人格的一部……所以，在這種光景下，你常會直接感到國便是你，你便是國。”

人格與國格重疊，個人與國家一體，國家的強弱興衰與每個國民的榮辱緊密相聯。這一點，出過國門的人比國內的人感受更為深切。

對近代中國留學生來說，他們最早開眼看世界，最先領略歐風美雨，也最強烈感受到作為弱國子民的屈辱。

“留學若非過來人孰知之？作中國人之苦，若非留學孰知之？”這是聞一多早年留學美國時說過的一句話，幾乎道盡了那時中國留學生的普遍感受。對他們來說，西方列強先進的文化同時又是侵略者的文化，既要學習，又要反抗，常常使他們無所適從。他們既以自己祖國擁有悠久的歷史文明而自豪，又以國勢不振的冷酷現實而深感屈辱。

讀近代文獻，你會發現，那時的中國人，民族國家意識特別強烈。那時報刊上最常見的詞，不是“愛國”，而是“救國”。

“愛國”，意味著至少有一個主“愛國”，意味著至少有一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的國家可以讓你去愛；而“救國”，則是在國家將亡、國家半亡、國將不國的時候急需去“救”。

一部中國近百年歷史，可以說是一部抵御外侮、謀求民族獨立的歷史。晚清開始，在東西方列強有形的壓迫和無形的壓力下，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持續性的“亡國”危機意識。“救亡圖存”成為數代中國人的普遍焦慮。在各種救亡方案都嘗試無效之后，危機感不斷累積，救亡情緒日趨急迫。

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中國人的“亡國”危機感與救亡情緒都達到極致。在此之前的侵略戰爭，歐美列強的手段與方式主要是“蠶食”，戰爭的規模與范圍尚有限；而日本發起的這次侵華戰爭，其野心是要“鯨吞”，是要滅亡中國，戰爭的規模與范圍均前所未有。

與此同時，戰爭所激發起來的民族情緒也最為壯烈。正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對中國人來說，這場戰爭是歷史上最大規模、最為慘烈，也是動員最全面的一場中華民族抵抗外來侵略的戰爭。動員范圍之廣、規模之大，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正是這樣一種廣土眾民的全民族抗戰，使日本帝國主義深陷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最終失敗。

近代以來，出國留學本身就是救亡圖存的歷史產物。留學生以其高遠的眼光、敏銳的洞察力與強烈的使命感，一直是中國革命和社會運動的先驅。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留學生更扮演了十分耀眼的角色，譜寫了一曲悲憤激昂的救亡凱歌。正是遍布海外的莘莘學子，使轟轟烈烈的民族主義激流越出長城，蔓延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使中國的抗戰成為一場具有廣闊地域性和廣泛國際影響的反法西斯戰爭。

抗戰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它“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般、浴火重生的新征程”（習近平語）。

今天的留學生們，已經很難想像70年前留學前輩們所處的歷史情境，以及他們的所憂所為；同樣，今天中國的崛起與歷史機遇，恐怕也是70年前的留學前輩們想像不到的。

雖然如此，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依然存在，國家的強弱興衰依然與每個國民榮辱與共。即使你以世界公民自居，但在他者的認知中，你仍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

“鳳凰涅槃、浴火重生”。70年前中國人的焦慮是“救國”，今天中國人的目標是要“強國”。緬懷歷史，可以更深切地認知今天的存在并推測未來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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