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的時間，一群海外學子頭腦中的一個設想化身為一家與中國國家利益緊緊捆綁的先鋒企業，他們瞄準的技術變成了一系列占據產業鏈高端的產品，鄧中翰（星光工程芯總指揮、首席專家）被譽為“硅谷模式的中國拓荒者”。以中星微電子公司為標志，我國的芯片企業與國際芯片產業的差距迅速拉近，中國芯片產業春色漸濃。
重新定義“中國概念”
中國IT人心里的一道坎兒，鄧中翰帶領他的團隊默默跨越。
我國半導體芯片產業雖然早在1956年就開始起步，但直到20世紀末，整個產業仍落后于西方國家15—20年，無論是芯片設計還是芯片制造都是中國半導體產業的薄弱環節。
2005年，鄧中翰敲響了納斯達克之鐘，中星微作為我國電子信息產業中真正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芯片設計企業首次登陸納斯達克，完成了中國企業在原始創新、發展核心技術、走向世界的標志性動作。
國外投資者卻被中星微嚇了一跳。他們相信中國概念，因為相信中國市場，但他們不認為“中國概念”包含技術與知識產權。在國外投資者眼里，中國是一個沒有核心技術、沒有芯片、沒有知識產權保護的地方。在他們的印象里，中國是“制造”的代名詞。
與此相對應，在上市之前的98場路演中，鄧中翰被問到最多的問題是知識產權，在上市后第一次接受采訪時他被問到的第一個問題，不是關于業務，不是關于中星微的產品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而是“你們有知識產權嗎？你們有侵犯別人的知識產權嗎？你們的知識產權什么樣？”這些問題背后隱藏的是對中國集成電路，尤其是原始創新與核心技術的不了解與懷疑。
這樣的局面,鄧中翰感慨,無奈。但他明白，這是先行者走向國際金融市場必須付出的代價。在面對未來資本市場壓力的同時，他要用時間和事實去給國外投資者一個答案，這是他的責任。
事實上，2001年7月，中星微就推出了“中國自己的第一塊芯片”“星光一號”，成功市場化并打入國際市場。上市之前，鄧中翰領導開發設計的“星光”數字多媒體芯片，已經占領了計算機圖像輸入芯片市場60%%以上的份額。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集成電路芯片第一次在一個重要應用領域達到全球市場領先水平，這個消息在發達國家也許波瀾難驚，但對在芯片領域長期落后的中國卻是件大事，用原信息產業部電子信息產品管理司司長張琪的話說，標志著我國集成電路產業正在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
創業10年，“星光中國芯”取得了8大核心技術突破、1500多項國內外專利申請、數億枚芯片的銷售、全球過半的市場占有率、至今無任何知識產權糾紛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和產業化成就。
伯克利與中關村的結合
雖然也是一段愛國學者歸國創業的故事，但中星微的起點不是一個圍繞著中國市場制造、服務或銷售概念的公司。政府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基金以“國家風投”的方式投向中星微，或者說投向由中星微承擔的“星光中國芯工程”，改變了以往國家項目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為主承擔的模式。
當時鄧中翰剛滿30歲，年輕富有理想，廣泛的涉獵又使他理性而實際。在中星微的戰略選擇上，鄧中翰更像一個戰略家，堅守一個原則：國家意志、國情與市場規律相結合。即一方面要保證企業良性發展，另一方面更要順應國家意志、提高國家競爭力。
當“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在中關村注冊成立時，美國領先于通用電腦芯片，韓國領先于存儲器芯片，中國企業很難在這些領域找到生存空間。鄧中翰將中國芯片產業快速騰飛的突破口鎖定在數字多媒體產業這個被產業巨頭暫時忽視的領域。
在鄧中翰看來，中國發展多媒體芯片具有“天時、地利、人和”之勢：10年前，多媒體芯片發展剛剛起步，數字多媒體芯片技術處于全球“混戰”狀態，尚無領導型企業出現，而與這項技術密切相關的計算機攝像頭、手機、數碼相機、高清電視等卻已經顯示出未來成為新興市場的潛力，給中國企業提供了有利時機；中國擁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同時也擁有成熟的整機加工制造業，為多媒體芯片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地理”條件；國家已經認識到必須以企業化的方式發展集成電路產業，而不能走“國家實驗室”的老路。
而更讓鄧中翰心存感激的是，中星微10年歷程，得到國家很多資源和支持，促成了很多合作，使一個“小公司”獲得了與國際巨頭平等的談判合作機會。這是與獲得來自“國家風投”的資金支持與拿到的20多個國家級科研項目不可同日而語的收獲。鄧中翰帶領他的團隊徹底結束了中國“無芯”歷史的同時，政府投資也增值了20倍。
雖然沒有高官加身，但由于這種“紅色創投+硅谷模式”的路徑選擇使他在背負起發展國家半導體產業重擔的同時也肩負自主創新的探路者角色。特殊的創業歷程讓鄧中翰成為中國新技術領域里事實上的“紅頂商人”，將企業的命運與國家半導體工業緊密結合，并視為己任。
產業突圍先破人才瓶頸
中星微的成功，首先應該歸功于他們擁有一個高端的人才隊伍，“豪華”海歸創業團隊是業界給他們的評價。這些人個個都是業界翹楚，而鄧中翰是這其中的靈魂人物。在人們傳誦他頗具傳奇色彩的經歷時，不可忽視的是，之所以在他人生經歷的每個重要階段都有關鍵人物給他以支撐和幫助，首先因為他是人才。
鄧中翰在家鄉南京時是個非常調皮好動的學生，學習成績卻很好。到中國科技大學就讀地球與空間科學系后，盡管中科大很少有本科生做科學試驗，但因對課本上某個結論的質疑，在其他本科同學忙著享受大學生活和青春時光時，他卻在導師的指導下，從此埋頭實驗室，利用中科大最好的實驗資源成功地完成了很多物理及其他相關學科的實驗，獲益匪淺。
1991年，20歲出頭的鄧中翰獲得共青團中央及中國科協頒發的“全國大學生科技競賽挑戰杯獎”。從那時開始，鄧中翰覺得自己的生命變得豐盈，找到了生命與事業的價值所在，心中也多了一份對未來的責任和使命感———要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多年之后，鄧中翰仍對此次獲獎經歷念念不忘，“挑戰杯”在他心里是人生的一個里程碑。“我是獲得過挑戰杯的人，能克服所有的困難”。回望鄧中翰走過的道路會發現，這種敢于挑戰所有困難的勇氣伴隨他每一個腳步。
很多做芯片的頂尖人物，包括英特爾的創始人都出自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這個學校擁有18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大師，其中許多人就在講臺上為學生們上課。每天經過高懸在教學樓走廊的18位大師的畫像前，鄧中翰仿佛感到一種召喚和期待。1992年，鄧中翰在此攻讀物理系，取得物理學碩士的同時，順利拿到了電子工程學博士學位，順手又把經濟學碩士收入囊中，成為該校成立130年來第一個橫跨理工商三科的學生。這個紀錄到現在仍無人打破。
伯克利大學前校長田長霖是鄧中翰非常敬佩的華人楷模。通過田長霖，鄧中翰結識了我國著名科學家、“兩彈一星”元勛周光召院士并結為“忘年之交”，為他回國創業打下了伏筆。1998年，原信息產業部副部長曲維枝到美國硅谷考察時經周光召院士介紹約見了鄧中翰，兩個人對很多問題的看法不謀而合，曲維枝邀請他回國開展數字多媒體芯片的研發和產業化工作。1999年10月，鄧中翰受國務院之邀回國參加新中國成立50周年慶祝活動，為李嵐清等中央負責科技工作的領導講述了硅谷及國際IT業界的現狀和前景。
也就是這次回國，他和楊曉東、張輝和金兆瑋三位好友登上了八達嶺長城，立下回國創業之志。他們成為中星微的創始人，“星光中國芯工程”的組織者和實施者。
堅守信念不言放棄
當年為了回國，鄧中翰放棄的幾乎是一座財富和事業的巔峰，當時他自己的集成電路公司市場價值已超過1.5億美元。此種情況下，又有幾個人真正敢于舍棄——如果僅為了一個產業報國的理想。
事實上直到今天，以愛國之心來解釋這群人當年回國創業的動機，很多人未必能真正理解，但這確實是他們的思想原貌。只有漂流海外才更加渴望自己國家的強大，國外點滴的科技進步都讓鄧中翰涌起思鄉之情，外面的世界無論多么精彩，游子歸家是擋不住的潮流。
鄧中翰和他的伙伴們都是有“野心”的人，不甘心在硅谷，在別人的地盤干一輩子。既然國內有這個創業環境，又自信自己所擁有的才干能在國內再創一片天地，歸國就成為他們、也是大多數學有所成的海外學子的普遍心態。
事實上，他們創業之初條件非常艱苦，為了節省資金，公司落在一個沒有暖氣的倉庫里。創業者之一，曾在貝爾實驗室工作過的張輝博士的手都凍裂了。為了節省資金，芯片驗證設備FPGA由于靜電防護不到位而被屢屢燒壞，只得從美國花1000多美元再購置新的。
更大的困難來自公司成立后長達一年的時間里員工僅有40人，卻要負責從產品定義、芯片設計、軟件系統到市場銷售的全部工作。特別是前期的產品定義，必須通過調研來確定未來兩三年的市場目標。這種具有前瞻能力的人才在當時十分稀缺。鄧中翰和他的幾個創始人伙伴不得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如何建設隊伍上。
除了源源不斷地引入符合公司文化和發展步伐的人才之外，人才的管理、溝通效率，以及保持當初創業時期的快速反應能力，對中星微這樣的創業型公司始終是最大的挑戰。
同很多孩子一樣，鄧中翰小時候也崇拜科學家。當他自己步入科學家之列后，他崇拜鄧小平、周光召這些為國家、為民族付出一生，堅持一個目標不放棄的人。他認為，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企業，責任感和挑戰精神，在面臨人生每一次抉擇時都要考慮到身上的責任，選擇后要以挑戰精神去應對可能遇到的困難。
創業10年，曾面臨數不清的困難，如果中星微和鄧中翰沒有堅守信念，輕言放棄，不會有今天的成就和榮譽。很多企業都曾得到過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并不是所有的企業最后都能和鄧中翰及中星微一樣堅持了這種選擇。現在中國有近500家IC設計企業，但是真正能做到像中星微這樣成功的卻很少。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
